上海牌缝纫机

    如果物也有灵，那台上海牌缝纫机一定是寂寞的，因为那天我去父亲的老房子清理遗物时，在角落里发现了被一块塑料布遮住真容的它。揭开塑料布，仿佛他乡遇故知，旧日时光一下发散出来。

    这台上海牌缝纫机，是父亲送给母亲的礼物，叫做聘礼也行。父亲那时是帅气的年轻军官，收入尚好，父母亲办新式婚礼，母亲没要彩礼，但父亲问母亲有什么愿望，母亲说想有一台缝纫机。于是父亲在结婚当天把这台缝纫机摆在了新房里，我无法想象，一对新人抚摸着崭新亮闪的缝纫机共同憧憬未来时的那副人间美景，但我清晰记得这台上海牌缝纫机年轻的样子。缝纫机的脊梁上印着龙飞凤舞的红色“上海牌”三个字，黑色漆铮亮，银白色的机轮，工作台上还有一对飞翔的凤凰，非常好看。

    母亲当初想有这台缝纫机，是准备做为爱人孩子洗衣做饭缝补的主妇，可是结婚后就发现，母亲的长项是读书，缝纫机买来好久，她还是用不熟练。

    后来长姊大了，她心灵手巧，这台缝纫机几乎成了她的专属。记得特别清楚，那时这台缝纫机就放在南窗下，不用时上面罩着一块蓝灰色的布罩，镶着红色压边。我们写作业时都抢着要坐在那里，因为临近窗台，累了可以看看窗外，边学习还可以闻得到窗台上摆着的两盆月季，比盘腿坐在炕上的矮桌上写字舒服多了。

    长姊做针线活时最怕我在旁边，因为我顽皮，常常吓得她心惊肉跳，我会把手指抚在飞速旋转的机轮上，享受那种麻酥酥的感觉，这样长姊蹬起来就更费力气——但她最怕的是我的手指卷到轮子里去。她不止一次在蹬着轮子时看见我在蹭手指，尖叫着停下，对我瞪大了眼睛。

    长姊不在时，我有一次偷偷打开了机器。那么沉的机头，从箱里拉出来再坐到台上，我都不能相信自己小时那么细的胳臂是怎么完成的，但我确实完成了。正在我得意地蹬着空轮玩时，长姊回来了，她吓了一跳，但也很惊奇我能做得到。她见我喜欢，就教我怎么使用，她把线轴拿掉，第一步先练怎么把轮子蹬得不倒转，这个我一下午就学会了；她便教我怎么安线轴，怎么装皮带，我也很快学会了；于是她就给我一块破布，在旁边看着我，怕我会扎到手。

    随着母亲离世，长姊上班离家，这台缝纫机就只是三姐用一用，但她不像长姊会裁剪，所以这台上海牌崭露头角的机会就不太多了。

    再后来大家都买衣服穿，物质丰富了，缝缝补补的活少了，破了就换新，于是它便日益沉寂下去。后来我都彻底遗忘了，从未曾想起，也不曾提起。如果不是偶然再见，我甚至失去了对它的记忆。我在旁人不解的目光中把它运回家，擦拭铮亮，摆在阳台上，它面板上的两个椭圆泛白的印痕清晰可见，那是小时候某天哥哥上学带的两个玉米面饽饽的印记——当时饽饽很烫，母亲没考虑那么多，出了锅，用纸包好，随手放在缝纫机上，谁知因此烫了两个饽饽印，每次看到，我都会忍俊不禁。

    我知道有一本畅销书叫《断舍离》。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弃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的迷恋，据说已经成为当下流行的生活理念。我对着这台上海牌缝纫机，再想想断舍离，深感自己老了。断舍离是科学的，但过于科学的东西，总会泛化成理智型冷漠，因此与感性也许有着无形的冲突。

    但看似不理智的感性也许就是生命温情的来源，就如我一见这台上海牌，我的心变柔软了，愿意温柔对这世界、这世界的人，如果什么都与物质和有用挂钩的话，这便是这台上海牌缝纫机以及一切的旧物所带给我们的益处吧。

    （《羊城晚报》5.7 陈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