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美国荣膺院士的何炳棣(1917~2012),是国际知名的明清史研究专家;他有两部被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著作,一为《明清人口论》,一为《明清社会流动史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曾这样评价说,“中国要有五六个何炳棣的话,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
作为史学家的何炳棣于后世的大众读者而言,更多的只是搁在一个“仰视”的取景框里。但笔者在翻检查寻近代大中学校“读经”运动的史料过程中,偶然间发现了一则何炳棣曾被清华“记大过”的报道。于1936年12月28日印行的北平《世界日报》,第六版头条新闻即是“清华大学何炳棣等十八人受记过处分”,而这条新闻下端则印着“津市各校明年起增加读经”的新闻。从新闻报道可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与救国会之间的学生发生了冲突,有多名学生被“记大过”,救国会也因之被校方取消。
何炳棣直至晚年,还会经常非议同行学者,无论同辈长辈皆有臧否,这样的风格似乎并不“儒雅”。譬如他曾说吴晗在昆明时经常打牌,学术上“不用功”;又称黄仁宇“对历史不忠实”;还说过若他早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一定不会让许倬云毕业等等;甚至还曾批评胡适写日记的习惯,说胡适“哪有那么多可记的”,其日记内容也“不一定完全可靠”。读过1936年年末的《世界日报》这则报道,就可明了何炳棣之所以惯于臧否人物、言行无忌——原来,他性情向来如此,一贯直截了当、不畏争讼,19岁时就在清华以学生冲突之“首犯”,获“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其学生时代即已如此做派,海外治学的中晚年时期,无论学术经验还是人生阅历皆更为自信自得,难免会“故态复萌”了罢。
(《北京晨报》4.23 肖伊绯)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