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正式实施,一个又一个家庭开始享受到第二个小生命带来的幸福。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份欢乐与幸福背后,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
该说的话,必须要说
2007年3月全国“两会”,是时年71岁的叶廷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最后一次参会。那届“两会”上,他公开提交了“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的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
叶廷芳在提案中提出三点见解:其一,“生命的繁殖规律总是从少到多,如果人为地强行减少,就是反自然的。”让叶廷芳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除了没有兄弟姐妹,之后会孤独到没有姑姑舅舅,社会伦理关系被破坏,人的情感系统变得单调;其二,人口是红利,人口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就大了。人不仅仅养活自己,还有创造的力量;其三,叶廷芳还担心中国的老龄化问题。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超过了国际公认标准,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将达4亿。
“两会”期间,叶廷芳拿着提案,穿梭于一个个会场,去找更多的政协委员和他共同联名。但大多数人并不认同他的观点:“你这是挑战国策啊,我不能签这个字。”叶廷芳很有耐心:“先别下结论,仔细看看我写的是什么,是不是有道理。”就这样,一个委员一个委员做工作,最终让28位政协委员同意联署了这份提案。
当越来越多的人赞叹他当年的“先见之明”时,叶廷芳只说了一句:“该说的话,必须要说。”叶廷芳相信,知识分子既然有自己的看法,就应该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未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肯定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也是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置之死地而后生
如果了解了叶廷芳的经历,人们就不难理解,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何而来。
1936年,叶廷芳生于浙江衢州一户普通农家,母亲早逝,9岁时他遭遇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在一次玩耍中,叶廷芳跌伤了左臂,由于误治,手臂溃烂了9个月之久,最终只能截肢。
失去左臂后,父亲对叶廷芳只有责怪,甚至当着他的面说:“你怎么不干脆摔死了算了!”兄弟姐妹看在眼里,也把他当成可随意责骂的对象。在学校,叶廷芳也经常被同学议论甚至取笑。
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给叶廷芳带来的是巨大痛苦。一次,作文课要求写《我的一天》,叶廷芳写了一天中别人怎样议论自己。语文老师批道:“按一般衣貌看,人家的议论是正常的,人家并无恶意……如果你因此而猜忌别人,你将会失去很多朋友。”大受震动的叶廷芳开始反省自己。他下决心,不要成为“社会废品”,正常人能做到的,他也要做到;正常人做不到的,他也要想办法做到。最终,他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
假如不是因为失去了一条“多余”的胳膊,叶廷芳觉得,自己很可能就是衢州老家的一个普通农民;假如不是因为经历了不同于常人的生命体验,他也不会有如此坚毅的精神品格,也不会有如此强烈地想为民众尽点力、做些事,让社会更多一些正义、美好与温暖的使命感。
“我的人生可以总结为‘置之死地而后生’。若无法置身洪流外,要在激流中生存并前行。有一分光发一分光,有一分热发一分热。”
(《解放日报》4.14 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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