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子楼里的酸甜苦辣

    1996年7月，我留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由于要根据职称、工龄什么的分房子，我当时的过渡房是北大校园内44楼202房间。44楼是一幢四层的筒子楼，东西走向，博士后出站留校的一般都在二楼，一家人住一间房子，16平米。几家人合用一个厨房，住房和厨房有楼道隔开。

    44楼是开放的，学校也是开放的。进出44楼的流动人口很多，上厕所洗洗手或者喝点水什么的都有。因为16平米的房子一家三口人住太小，很多东西都放在走廊里，东西经常丢失。有一次我给儿子买了一个西瓜，放在水房泡在自来水里等吃冰西瓜。下午3点最闷热的时候我去拿西瓜，只剩下一个桶了。还有一次一位邻居的夫人说自己锅里正在煮着的一整只鸡不翼而飞了，只剩下了一锅汤。

    44楼没有阳台，衣服只好晒在楼道里，衣服丢失是经常的事情。有几对年轻夫妇索性少换少洗少晒，偶尔听他们嘀咕说“北京太脏了，怎么白袜子才穿了两个礼拜就变黑了”。小东西丢失并不重要，头疼的是自行车经常丢失。终于，中文系的卢永麟老师告诉了我一个办法，用砂纸把买来的新车反复砂几遍，然后踹几脚，用榔头东敲西砸几下，就没有人拿了。这一招果然很灵，从此以后就太平了。

    我的大部分书堆在走廊上，过往的人不时拿走一两本，书日渐减少。我就在书堆上面写了几个字：“看完书后请放回原处”。没几天上面几个字就变成“君子偷书，小人偷猪”。我想被拿走的书不会再回来了。

    44楼的防盗设备很差，窗子一掌就可以推掉，门上的锁扣使一点劲就可以拉掉。虽说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电脑中的资料却是无价之宝。1997年放暑假回夫人老家之前，我在电脑桌上放了100元钱，写了个纸条说：“小偷同志，留给你的钱请拿走吧，千万别损坏电脑。”等回来时，电脑桌上的钱变成了200元。我夫人说可能是我当时钱数错了。我宁可相信小偷觉悟高。

    这样的居住条件为什么不走人？我始终舍不得北大这样一个自由思考的环境，这里有很多可以共同分享思考乐趣的朋友。心灵的宽松和环境的宽松常常不能兼得，志同道合者也不是常有。

    44楼的朋友，串串门，借点鸡蛋面条，是常有的事。大家要在一起聚会喝点小酒，是很容易的事情，也是很开心很向往的事情。44楼住户多，耗电量大，经常跳闸停电。每当到了这个时刻，大家都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终于可以在走廊上闲聊了，又有了言谈分享的乐趣。

    当时我和化学系的黄建兵、数学系的赵强共用一个厨房，油盐米醋什么的，常常相互借用，其实也不还，或者假装忘了。他们都是北方人，我和家人特别喜欢吃他们包的饺子。每当我们炒菜时，川菜的麻辣味道呛得他们咳嗽淌眼泪。也有喜欢川菜的邻居，借故来借火柴盐巴什么的，看看川菜是怎么做的。左邻右舍干不同行当，家属大多也不是北大的，大家端着饭碗吃饭聊天的时候，信息和小道消息来自四面八方，生活不像现在这么闭塞。

    （《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平原主编  陈保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