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瑞萱

    （口述者：任均，冯友兰妻妹，孙维世六姨，上世纪50年代被派往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

    瑞萱姓黄，叫黄瑞萱，湖南湘潭人。从她1959年到我家做保姆开始，到1978年在我家做事期间发病去世，我们相交了20年。

    从楼道里带回来的肝炎保姆

    瑞萱是偶然到了我们家的。1958年我们结束在国外的工作回到北京后，先在广安门那边找了一所房子。后来和同院的邻居一起搬到了永安路。他们家女主人把她的表嫂从湖南湘潭农村老家找来，帮他们做家务。这个表嫂，就是黄瑞萱。

    每次见面，她都礼貌地称呼我“任同志”，很快我们跟她就相熟了。不料，时间不长，黄瑞萱一次在外面吃东西，传染上了肝炎。

    一天，我下班回家，碰见黄瑞萱坐在楼道里。我问她为什么不进屋，她说他们家怕肝炎传染，让她离开。她没地方可去了。那时，我们回国工作后，家里还没请保姆。我就说“你到我们家来吧”，请她进了我家。后来我知道，她对此很是感激。因为那时她不想回老家去。湖南农村老家医疗条件差，带着病回去，她的病情只会加重。再有，她嫁的人家，成分是地主，那时生活很苦不说，由于是专政对象，在村里特别受气，她很害怕回去。

    瑞萱来我家后，跟我们家里人分开吃饭，分开洗碗。我们在餐桌上吃饭时，她自己在厨房里，坐在案台前吃。后来她病好了，我们让她跟我们一起吃，她也不上桌。直到二十年后，她一直是在厨房里，自己搬个椅凳，坐在案台前吃饭。

    地主的儿媳妇帮我勤俭持家

    瑞萱在老家是地主家的媳妇，虽然不当家作主，但是很会做菜。每次我们在家里请客，我只要给她几块钱、十几块钱，我就不用管了。到时候，除了没有鸭子之外，鸡、鱼、肉做的菜，她能摆一桌。

    当时是计划经济，计划到每个人的口粮。每顿饭每个孩子吃多少，都由她给分配。蒸米饭，都是一小碗一小碗的。哪个孩子吃哪碗，她都直接放到孩子们面前，用这样的办法保证每个孩子的定量。有一次她丢了五斤粮票,简直急疯了，到处找，甚至跑到楼下垃圾堆里去翻。她怕因为自己的过失，把孩子们饿着了。

    平时，我把一个月的全家生活费交给她，她就计划着花，天天记账。她有文化，会写信。我和一达在东北工作那几年，北京的家就交给了她，孩子们都是她照管。我们之间通过写信联系。孩子们的情况，都是她写信告诉我们。她努力学会做面食，调剂好全家的伙食。可是，她到最后也不吃饺子。每次给家里包完饺子后，她往往就热一下前顿剩下的米饭和菜。她操持家务，打扫卫生，买菜做饭，送孩子上学，就像一个家长一样地辛劳。

    困难时期，限量供应，一个人排队能买到的东西太少，假期里她就组织我的两个女儿乔乔和津津去排队，这样能多买到一些菜。她是南方人，但她学着给孩子们做棉衣棉裤，尽力用自己的劳动帮我省钱。她还给我做丝棉裤，薄厚都有，说厚的留着我年纪大了再穿。

    “文革”被轰回老家

    文革开始后，社会出现乱象，我在单位处境不好，每天回家总是很晚。她也知道社会乱套了，不放心，就天天到汽车站等着接我，然后陪我走回家。下雨天，她就打着伞，在车站等我，一趟车一趟车地等下去。

    瑞萱的工资，开始是18元，后来加到20元，又到23元。“文化大革命”前，她除了时不时给她丈夫寄回家一些钱外，还攒下了七、八百元钱，都存在银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到处抄家打人，大字报贴到我家楼门口：“用保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瑞萱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轰回到老家湖南湘潭的。那个阶段，银行冻结，瑞萱被轰走时，银行不办取款。她只能拿着当月工资和我多给她的一点儿钱，用一根扁担挑着随身物品，匆匆离开了我家。

    临走时，她不知道这些钱还属于不属于她自己，就把她的存折交给了我。几年后，到了“文革”后期，为了瑞萱的存款，我跑了好几趟银行，终于把她的钱都取了出来，给她寄回了湘潭老家。她喜出望外，满村子地说我好。

    那次回老家，瑞萱受到非常大的惊吓。本来，她是穷人家的女孩，老实本分，18岁那年嫁进一户土地多的人家。解放搞土改，这个人家划成地主成份，瑞萱于是成了“地主婆”。丈夫被揪出门去挨斗，她也就成了“五类分子”，随时要去陪斗。缺吃少喝，还神经高度紧张，她境况之惨，可想而知。在极度的艰辛之中，她的日子过得很恐惧，得了高血压。但是，就这样，那几年里，她还给我们做过四双棉鞋。

    再没人轰她走了，她却永远离去

    1977年，“文革”结束，瑞萱终于又来到北京。她到北京的那一天，刚好是她的50岁生日。我们做了一桌菜，高兴地迎接她的到来。我们觉得，可怕的政治运动终于过去了，瑞萱也可以长期和我们在一起了。

    当时，全国都生活十分贫困。北京卖肉都是连肉皮卖，我们每次买肉回来，都把肉皮剔下去。瑞萱就把剔下去的肉皮晾干，攒多了一些就寄回老家。我问她，肉皮寄回家怎么吃？她说家里一丁点儿油也见不到，有这肉皮就是好东西，做菜前在锅里一抹，锅里就有了油星。她说她给寄回去，她丈夫就可以给村里的人送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肉皮，这在村里非常稀罕。这样，村里人会对她丈夫好一点儿。

    瑞萱这次回来，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经常头疼。那天，我的小女儿津津在家，我们跟瑞萱一起商量着包饺子。她刚和上面，我就听“唿嗵”一声。一看，她身体挨着墙，要往下倒。我和津津大惊，上前扶住她，就见她的头歪向一边，嘴角流出白色的液体。

    送到友谊医院，病房已满，瑞萱只能住在医院的走廊里。我让津津请假在医院照顾瑞萱。瑞萱已完全处于昏迷状态，大小便全无知觉。我们担心她长褥疮，津津就二十四小时在她身边，随时给她擦身子，擦垫子，保持干燥。直到她去世，她身上一点儿疮都没有长过，身体干干净净。

    短短七天后，瑞萱就停止了呼吸。她死于高血压，内颅出血。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缓过神来。后来，我每年给她的丈夫寄去一点儿钱。

    我常想起瑞萱。瑞萱有恩于我的孩子们。现在生活好了，可以享福了。但她怎么就没这个福气？如果她能活到现在，我仍然会让她跟我生活在一起，让我的孩子们伺候她，为她养老，为她送终。

    她自己没孩子。

    （《我这九十年》华文出版社 王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