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老舍 逛北京

    北京丰富胡同老舍故居

    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在中央电视台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中，深情朗读了老舍先生的散文节选《宗月大师》，致谢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恩人，在感动无数观众的同时，也使人重温了老舍这位语言大师教人向上向善的文字。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倾其毕生精力和满腹才华去书写北京、反思北京。

    因为老舍的生活、创作同北京的关系非常密切，解读老舍作品会涉及北京的历史、地理、方言、民俗等许多方面，聊起来非常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出于好奇，我一个人走街串巷地去寻访老舍生活过的院落、胡同，一段一段地去拼接老舍的人生轨迹。

    生在胡同，遭遇国难

    先从正阳门走起。“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六百多年来，位于北京中轴线的正阳门这一带一直是北京最核心、最繁华的地段。它的北面就是紫禁城，南面是前门大街、大栅栏、天桥，一直走下去就是永定门。1900年的夏天，八国联军架起大炮轰塌了正阳门，守城的清兵伤亡惨重，这其中就有老舍的父亲——舒永寿。

    老舍父亲去世时他只有一岁半。在《四世同堂》里，老实巴交的常二爷进城买药，正是在前门，一把年纪的他，不但被日本鬼子抽了两个嘴巴，还被当众罚跪。也许在老舍心目中，前门是个让人胆战心惊的不祥之地。

    老舍曾说他是像爱母亲一样地爱着北京，可不幸的是，他却两次生逢北京弃守。《四世同堂》正是一部描绘国土沦陷的“北平哀歌”。小说里，当祁家老小登场亮相之后，老舍特意交代了祁家宅门的位置，“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坐上地铁四号线，在平安里站下车，东北口上来没走几步抬头就能看到一幢大楼外墙上“护国寺街”的蓝底鎏金大字。顺着新街口南大街往北，千万留神你的右手边，否则很容易就会错过我们要找的“小杨家胡同”。这里不但是小说里的“小羊圈”的原型，而且还是老舍本人的出生地。

    正如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小杨家胡同“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我实地数过，胡同朝着东北方向弯弯曲曲拐了六个弯，最终和北边的“大杨家胡同”交汇在一起。胡同的中段——葫芦的“腰”和“肚”又宽敞起来，“腰肚”东南角的8号院就是当年老舍出生的地方。小杨家胡同北望德胜门，西接西直门。如果留心读《茶馆》的话，不难发现那家60多年的老“裕泰”离着小杨家胡同应该也不远。作品里，大栓子要送康婆婆出城的时候说：“西直门关了，得绕德胜门呢。”这个不起眼的小胡同俨然成了老舍创造的那个“文学北京”的中心。

    长在胡同，舍予成人

    离开小杨家胡同，往平安里大街和赵登禹路的十字路口那边走去，途经十字路口西边的南草厂街、育幼胡同以及十字路口南侧的富国街，老舍读过的三所学校都在这一条路线上。

    老舍起先是在小杨家胡同附近读完私塾，然后进入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和京师第十三高等小学校读小学。当年的私塾和“第二小”早就拆得无影无踪了，现在南草厂街63号的北京市西城经济科学大学就是当年老舍就读的“十三小”的所在地。

    南草厂街往南是育幼胡同，老舍最终毕业的北京师范学校当年就在这里。育幼胡同原来叫“端王府夹道”，不用问，这里一定是挨着端王府了，胡同西边的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等单位便是原来的王府所在地。老舍在师范学校一共学习了5年，这期间，由学校承担老舍的衣食住学费用，这其实也正是老舍选择师范学校的原因。在《我的母亲》里，老舍写到，当他期满毕业、可以自食其力的时候，老舍和母亲一夜不曾合眼，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从“十三小”毕业之后，在进入师范学校之前，老舍还曾经短暂地在京师市立第三中学上了半年学。现在位于富国街的北京三中就是当年的“京师三中”。因为费用太高，所以老舍不得不放弃了这里的教育。

    老舍的前半生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师范毕业之后，在北京、在英国、在山东，老舍一直以教书为业，他自己也说“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这种经历对于老舍的精神成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老舍给自己取字叫“舍予”，而教师这个职业所倡导的“红烛精神”和“舍予”所标榜的“舍弃自我”是深深相通的。23岁时，老舍在西四南大街的缸瓦市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基督教信徒的传教也许只是一个触媒。据夫人胡絜青回忆，30年代老舍回国后，在日常生活中就已经不再严格按照基督教的要求行事了，特别是在老舍成熟期的创作中，宗教信仰的痕迹并不明显。更为内在的，母亲含辛茹苦抚养老舍等子女的艰辛经历，“宗月大师”刘寿绵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传奇人生，包括民间社会朴素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些对老舍的人格塑造都有着深入而持久的影响。所以，与其说老舍曾经虔诚地选择了宗教，倒不如说他逐渐形成了自己“舍己成仁”的悲悯情怀。在他的创作当中，我们看到他对那些穷困潦倒的车夫、菜农、巡警、艺人甚至暗娼等城市贫民总是抱以深厚的同情。由此也可见，“舍予”不只是文字游戏般地把自己的“舒”姓拆开，更是他人生哲学巧妙而又委婉的表达。

    魂牵故里，重回胡同

    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老舍先后在方家胡同、翊教寺胡同、香山卧佛寺、西直门内京师儿童图书馆、缸瓦市教堂、北长街昭显庙、淹通胡同等许多地方暂住过。在前半生的大部分阶段，老舍都是在北京以外度过的，他在英国工作了近6年，回国后又去山东生活了7年，“七七事变”之后，老舍被迫迁居武汉、重庆等地。1944年，老舍曾发表过一篇小短文《“住”的梦》，在文章里，老舍“梦想着抗战胜利后我应去住的地方”。可等到抗战胜利，老舍又应邀赴美，前后待了3年。有家难回、背井离乡，这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何其令人唏嘘。其实又何止一个老舍，多少乱离人做着相同的“怀乡梦”呢？

    直到1949年底，老舍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安定下来。他用自己的稿费在王府井北边的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买了一个小院子，了却了几十年来“住”的梦。

    小院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整个院子像是个“只”字形。通常四合院的宅门应该开在院子的东南角上，或许是受到丰富胡同南北走向的限制，老舍家的大门开在东墙上，二道门以及正院的影壁也都偏离了中轴线，并且二道门的形制也显得矮小、简单了些。外院把着大门的是一间门房，门房往北是正院，往西算是外院。外院里搭着天棚，天棚南边的两间分别为厕所和杂物间，厕所现在改为了书店，一头通着故居院子里，一头通着灯市口西街。正院布置得规规矩矩的。院内正房三间，屋里打着淡绿色的中式木隔断，东次间是胡絜青的画室和起居室，明房和西次间为客厅。西耳房同正房连通，用作老舍的书房和卧室。为了在保护故居原貌的同时便于游客参观，正房里加装了玻璃护栏，同时西耳房破墙开窗，人们站在窗前正好可以看到老舍的书桌，书桌上的台历停留在1966年8月24日这一天。树木、花草、鱼缸分布在中庭四围，让这个普通的小院看起来整洁而又不失生机。正房前老舍手植的两棵柿子树是整座院子里最为醒目的标志。

    书写北京，反思北京

    老舍其实是有意识地把一个个真实可靠的地名引入到他的作品当中的。比如说《骆驼祥子》里“西山抓丁”那一段，老舍在脑海中摊开地图，先帮祥子精准定位在“磨石口”，然后又指明了经“金顶山”“礼王坟”“八大处”“杏子口”“南辛庄”“北辛庄”……一直到“静宜园”“海甸”。再比如《四世同堂》里，瑞宣陪着金三爷给钱家大少爷出殡，送到鼓楼往回走时，他脑子里琢磨回家的路线，“走烟袋斜街，什刹海，定王府大街，便到了护国寺”，顺着这条路还真能从鼓楼步行走到护国寺旁边的小杨家胡同去，一点儿都不绕远。还有老舍在小说、散文里反复提到的“柳泉居”，就在小杨家胡同南边、护国寺的路口上。在老舍看来，“背景的重要不只是写一些风景或东西，使故事更鲜明确定一点，而是它与人物故事都分不开，好似天然长在一处的”。《四世同堂》里，侵略者庆祝胜利的大气球如果不是飘在北京标志性的“西长安街上”，而是随意一个什么山头或是建筑上，恐怕也就不会激起读者那种灼心般的疼痛感来。

    更让我感兴趣的，是老舍作品中充沛的社会历史信息。比如读一读《我这一辈子》，小说不仅讲述了小老百姓生之不易，更记录了穷苦人讨生活的种种手段。通过《正红旗下》可以了解到，“豆汁儿”明明是引车卖浆者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可为什么今天却堂而皇之地变成了北京的特色小吃呢？人人都知道现在北京的房价高，可你看《离婚》里，“北平人的财产观念是有房产”，“只有吃瓦片是条安全的路”。堪为佐证的还有《正红旗下》，“在父亲和一般的老成持重的旗人们看来，自己必须住着自己的房子，才能根深蒂固，永远住在北京”，“‘吃瓦片’是最稳当可靠的”。

    无数文化名流都曾在北京生活、工作过，但是很少有人像老舍这样倾其毕生精力和满腹才华去书写北京、反思北京。不管时光如何流逝，老舍仍然常读常新，他的作品是名副其实的北京人文地图。真可谓是读不完的老舍，逛不完的北京！

    （《光明日报》3.31 冯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