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如何平衡情与法

    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如何平衡情与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各朝各代统治者在处理纠纷时需要重视的问题。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考虑到情与法的关系，让大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才能得到保证。

    董孝子复仇传为佳话

　　汉孝子董黯，字叔达，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六世孙，被誉为“宁波孝子第一人”，他待母至孝，其母身患痼疾，董黯听说喝大隐溪的溪水对母亲的身体好，就天天去挑水，其母心疼儿子挑水路途太远，遂到溪水边搭屋居住，“母慈子孝”的事迹遂闻名乡里。

　　关于董黯的事迹，《太平御览》卷三七八引《会稽典录》有记载：“董孝治，勾章人。家贫采薪供养，得甘果奔走以献母，母甚肥悦。邻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孝治母肥，常苦辱之，孝治不报。及母终，负土成坟，鸟兽助其悲号鸣，竟杀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诣狱自系，会赦得免。”

　　在敦煌藏经洞里出土的民间通俗类书籍中，对董黯复仇一事有细致描述。据说董黯的邻居也有母子两个，儿子叫王寄，成天在外为非作歹。虽然王家生活条件好，但王老太太的气色却不好。王母经常数落王寄，并拿他和董黯相比。而王寄趁董黯出去砍菜时，到董家侮辱殴打董母。董黯回家得知母亲受辱，气得拿起柴刀就要去拼命，董母急说：“你若出去拼命，留下我一个老婆子怎么活？不如先要了我的命！”于是，董黯强压怒火。可怜董母遭受大辱，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摧残，没过几个月就去世了。

　　董母去世后，董黯本想为母报仇，又见王母可怜，怕报仇后王母无人奉养，遂到母亲墓前建庐守墓。等到王母去世后，董黯找到王寄，拿斧头砍死了王寄，然后到官府投案自首。这事让官府极为难办。汉代独尊儒家，而在儒家的观念里，百善孝为先，更何况儒家本就是支持血亲复仇的。

　　汉帝了解案情后，认为像董黯这样既能勇敢复仇，又对仇人之母怀有恻隐之心，还能主动投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法律，真是太难得了。于是颁布圣旨，请董黯出来做官。董黯不愿为官，乡里有感董黯孝行，就将大隐溪改呼成慈溪，后来就以慈溪为县名。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

　　民国时期有个叫施剑翘的女人，她干了件轰动九州的大事，刺杀了直系军阀后期最具实力的首领孙传芳。山东人孙传芳当年还是讲究民族气节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果断拒绝日本人的要求，大是大非方面还是拎得清的。但是，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被施剑翘刺杀身亡。而施剑翘不但被民国政府特赦，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源于孙传芳乱杀战俘，而且杀的是被俘的高级将领，也就是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1925年秋，奉系军阀张宗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为争夺安徽、江苏的地盘展开战争，时任奉系第二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的施从滨奉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命迎头截击。施从滨率军南下时，孙传芳曾连发三封电报要施同他合作，但施不予理睬，反而孤军深入。施从滨在皖北固镇的交锋中兵败受俘，被孙传芳枭首于蚌埠车站，示众三日。

　　当施剑翘的三叔赶到天津给嫂子和侄女告之噩耗时，年仅20岁的施剑翘立誓为父报仇，手刃仇人。但是，孙传芳毕竟是高级将领，想报仇谈何容易。在依靠当军官的丈夫和堂兄均不得如愿之后，施剑翘于1935年有感于10年中空付许多心血而父仇未报，吟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也是在这一年，施剑翘通过手术放开了裹着的双足，并练习枪法。之后，施剑翘打听到孙传芳兵败寓居天津的消息，于是前往天津。她打听到孙传芳已是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遂化名加入了居士林，并做了刺杀的具体计划。1935年11月13日，前来听经的孙传芳端坐在佛堂中央，施剑翘走到孙传芳身后，用勃朗宁手枪击杀了孙传芳。

    施剑翘被赦免

　　孙传芳被刺杀的消息传出后，《新天津报》在当天下午就发出号外：“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一时间，全国媒体都蜂拥而至。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最后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战场上，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但是，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与他不共戴天。”经过审理，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10年，而高院又改判为有期徒刑7年。

　　此谋杀案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实刑不能让人们满意，不但媒体呼吁，政界的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张继、宋哲元等人也出面救援。1936年10月14日，在施剑翘入狱11个月的时候，时任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

　　施剑翘的行为获得公众的认可，国画大师徐悲鸿还挥毫泼墨，为她画了一幅飞奔的骏马，并题诗一首，表达敬仰和留念。到了1957年，施剑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法与情的关系，已历时几千年，可以说在考虑到情理之余，还是要回到法治的轨道，用法律的精神与法治的思维来处理问题。

　　（《北京晚报》3.29 杨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