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在望京

　　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老望京”朴济英担忧：“中韩关系就像一壶水，烧了半个小时才能热，碰到凉水又迅速凉下来了，不知何时才能再热起来。”

　　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韩国人朴济英，如今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我是老望京了”。在这块被称为“中国韩国城”的北京最大韩国人聚居区里，韩国人最多时超过5万人。

　　望京有闪着中韩字体的彩色霓虹灯箱、韩国企业云集的大厦、最正宗的韩餐馆。在街上，人们已经很难从外表分辨路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如今，这种平静正在被打破，一些改变若隐若现。

　　在乐天超市望京店，一个工作日的午后，门前停着警车，超市里安保人员多了一倍，清空的货柜上少有韩国品牌的食品，戴着“安全员”袖章的员工比顾客还多。

    平静，不平静

　　3月中旬开始，朴济英发觉自己“享受”了一种“特殊待遇”。

　　他在山东某学校兼任外籍教授，每周往返于北京和山东。当他上完课乘坐高铁返回北京时，收到问候短信“你安全离开了吗？”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变成了“特殊保护的重点”。

　　直到这时，这位年过半百、中文标准的韩国人才开始担心起来。

　　在北京留学14年的成英善，也接到了母亲焦急的电话。

　　上一次令母亲如此担心的，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他被催促赶紧回国时，还奇怪地问为什么。母亲说，“不是有地震吗？”他有些哭笑不得，“很远，比韩国都远”。

　　“再远也是一个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母亲还是放不下心。而这次，尽管嘴里说着“没事，没事”，但他并没有让母亲信服。

　　而在兼职韩语教师的学校里，中国学生也焦急地向他询问：“现在可以去韩国吗？”

　　一位韩国朋友告诉成英善，“现在拦出租车，以前他们会问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是日本人的话就拒绝，但是现在换了，变成韩国人。他们不会不让你坐，但会特别认真地讲道理。”

    神奇，不神奇

　　在中国经商多年，朴济英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新闻，感受气氛的变化。然而这次还是让他感到不解。“中韩建交25周年来，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真是有些尴尬”。

　　作为较早进入中国的留学生，朴济英见证了中韩关系“热”起来的过程。

　　他因为“中国文化最深的是哲学、历史和中医”，选择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学。

　　两年后，他将妻子和两个孩子从韩国接来，两个孩子在北京长大，接受了中国学校的教育。“我的半辈子都在中国生活，比较旺盛的时期都在中国。”

　　和朴济英几乎同时进入中国大门的，还有去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学位的留学生具滋元。

　　当时，他们脚下的望京全是一片绿地，没什么高楼，只有机场高速公路。晚上8点，马路上大巴都没有了，当时没有四环路，公交车也要换好几趟，各方面设施都没有，买日常用品也要到百货公司。

　　在朴济英的中医专业，班上韩国留学生占外国留学生的绝大多数，30个外国留学生中，26个是韩国人。

　　90年代，尽管学校规定中韩两国学生不能互访宿舍，然而还是有很多中国学生去韩国学生的宿舍，给成绩赶不上中国学生的韩国人辅导功课。在当时，韩国人均GDP（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给韩国学生补课1小时15元，对中国学生来说，是很大的经济补贴。中国老师那时工资也不高，每月不到1000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2000年年初，当成英善来中国时，他成为4万余名韩国留学生中的一员。当时正是中韩双边贸易增长最快的时期。

    中国，更中国

　　20多年来，朴济英眼看着“韩流”在中国流行起来。他从留学到创业，在中国的每一步发展，都踩在鼓点的节奏上。

　　20多年前，还在学中医的他，骑自行车看到西单的眼镜店，几百号中国人排着队配眼镜。尽管1天1万元的租金令他咋舌，但周末一天30万元的流水量更令他震惊。他下定决心，投资实业。

　　2005年《大长今》引进中国，带来了当年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旋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副研究员王晓玲认为，就纯输入的进口韩流而言，《大长今》达到顶峰。

　　韩流文化的兴起，也让朴济英的生意开始红火。2007年，他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新闻联播给50秒啊，那个厉害了！”他作为韩国中小企业的代表回答关于“如何看待中国购买眼镜的消费观念变化”的问题。

　　他说到，“以前中国人一副眼镜是丢了才配，但是现在他们的理念是要求时尚化，而且会备用两到三副眼镜，2005年隐形眼镜也开始流行起来。中国的消费者也讲究美了。”

　　全职太太权素姬就是掉在望京人群里分辨不出国籍的韩国人。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感慨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在商店购物、菜场买菜，人人都掏出手机，用支付宝、微信结账；出门打车，都用手机提前叫好车；网购的快递速度目前已经超越了韩国。她的手机里装着各种中国App，甚至孩子吃的止咳药水，都从网上买。

　　她觉得中国人很有人情味，不会韩语的家政阿姨不小心打碎了杯子，用两只食指从太阳穴开始往上指，问女主人“生气了吗”。

　　这些超越国家语言的“肢体语言”让她觉得，这个因为贫穷而辍学打工的中国女人身上有很多好品质，陪她买菜，教她那些菜都叫什么名字，每次服务时间是2小时，为了教她汉语，常常超过这个时间，却从不计较。“十分纯真，这样的人在韩国很少见”。

　　她还邀请过在中国教她汉语的大学生老师到首尔，住在她家里，带她去首尔弘大、梨大这种“很韩国”的地方，而没有去济州岛，因为那里已经没有韩国特色了。

    理解，更理解

　　朴济英搬了新家，到河北燕郊后发现，在他新生活的周围，只有两家大超市，一家乐天玛特、一家沃尔玛超市。可是最近的一天，他上班回来时发现，乐天玛特关闭了，沃尔玛人满为患。

　　据称，截至3月19日，已有67家在中国经营的乐天玛特门店暂停营业，还有约20家门店自愿决定关店，这些占了乐天玛特在华门店总数的近90％。

　　尽管两个孩子回到韩国上大学，朴济英自己暂时还没想过回韩国。“我已经离不开中国。”他坦言。

　　对于朴济英来说，首尔到北京坐飞机只需要1个小时40分钟，比上海都要近。“实际上，我在生活上也离不开”。他的微信里百分之八九十也都是中国人。

　　朴济英认为，国外留学的经验非常重要。“如果我没有留学过，也可能跟国内的韩国人一样，看法狭窄。”

　　深陷中国朋友圈的朴济英，身边很少有人和他说“萨德”两个字，他也不会主动谈及。

　　“兄弟之间、邻居之间吵架不高兴都会有的，但是过了某一个程度只能搬家了。比如两家之间，关系已过了，起诉了、打官司了，就麻烦了，不好处理了，感情就是这样的。因此这个感情破坏了，肯定就后遗症大了。”朴济英说。

　　在中国待久了，朴济英理解了中国话的“深意”。这几日，他约一个中国朋友吃顿饭，对方回复“最近很忙”。他“明白中国人的习惯、做法”，推测对方可能真的很忙，也有可能最近气氛不好，不愿和韩国人来往太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成英善、权素姬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3.29 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