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的地方

    ■浩然

    我这原本的乡下人，居住在北京整整三十年了，要说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最严重的是住的地方。

    起初住在东城。办公楼改的宿舍，人称“摞起来的大杂院”。五六家共用一个厨房，十余户共使一个厕所。乡下人跟城里人挤在一块儿很难处，而我这个乡下人竟然写起小说，当了作家；还有个既一字不识，又一点儿不改土里土气的乡下来的妻子；偏偏不时有一小笔的稿费到手，于是，便成了大杂院里的“异类”；让人看着不顺眼，生着法儿得给点儿气受。

    后来，终于通过朋友的帮助，换了住的地方：西城，谁也碍不着的单元房子。可惜，没舒心几年，又被“住的地方”更厉害地折磨起来。

    工作兼会客的屋子变成卧室。老妻常年卧病。我是老高血压患者外带颈椎骨质增生和神经衰弱。我俩只能睡在唯一的一张床上。上床就得闭灯，她病痛，怕灯光。满屋子书籍和穿用的破烂。仅有的一点可供人走动和放椅子的空间，得让二十多岁的单身汉小儿子搭行军床占领。屋子狭窄我们的床必须紧靠墙壁放，我必须睡在里边。降血压药是利尿的，一夜得起两三次。每次只有从睡着的老妻身上爬越过去下床，再爬越过来上床。每次因怕惊醒她而提着心，往往不是把自己闹得难以再睡，就是两个人一块儿失眠。

    一位外地作家来家做客，不由得大吃一惊：“真没想到你住的地方这么挤，这么差。文联怎么不解决呢？”我说：“市文联只有几本杂志。他们是爱莫能助呀！”“找上边领导嘛。”

    这句话倒引起我的感伤情绪：“我都五十多岁了，能写作品的时间并非多多有之。所以急需要有一个能放一张床、摆一张桌子的地方。等到将来，老得动脑动笔都艰难，给了宽绰的住的地方，在我来说，无异于往骨灰盒前摆个金质的花圈，有什么用呢！”

    （《北京日报》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