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渊海缥缃，蔚然称盛

    “渊海缥缃，蔚然称盛”出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6月的一道谕旨，“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批阅厘正。特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弆之，以充册府而昭文治，渊海缥缃，蔚然称盛……”“缥缃”念piǎo xiāng，意为书卷；“弆”念jǚ，意为保藏。四库馆正在辑录中的《四库全书》犹如书卷的海洋，刚刚落成、用以保藏它们的文渊阁犹如文化的渊薮。“薮”念sǒu，渊薮意为人或物聚集的地方。乾隆之所以倾十年之力“亲批阅厘正”，是想借这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昭示其“超越汉唐”“稽古右文”的文治政策。

    《四库全书》共有8亿多字，繁体竖排、没有标点；一个人就算每天读古文万字，一年400万字，50年2亿字，那他需要花四辈子，才能领略《四库全书》的全貌。《四库全书》和文渊阁，成就了让后世代代传诵的文化传奇。走近它们和走进它们，是对文化的朝圣。

    史外之史，书外之书

    登故宫东华门城墙，往偏西偏北观望，在黄琉璃屋顶的宫殿群中，一眼便能找出黑琉璃覆屋顶、绿琉璃镶檐边的文渊阁。一地黄花之上，它恍若一只临时栖落的绿孔雀。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代。明代文渊阁在南京宫中和北京宫中各有一座，用以编书、藏书，均毁于明末战火。清承明制，也设三殿三阁大学士，其中的文渊阁大学士，唯在1776年清代文渊阁建成之后，才既享其名，又得其所，一如文渊阁东侧御碑亭内的《文渊阁记》碑文所言：“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乾隆沿袭了文渊阁之名，又沿袭了文渊阁之用，偏偏就不沿袭黄屋顶。

    红墙黄瓦，是皇宫“该有”的样子。奇数开间，以居中一间即明间对称布局，是体现皇帝至尊的祖制。而乾隆要建的文渊阁，将这些统统颠覆了。它面阔6间，尽管将东起第三间增宽，西尽头最后一间辟为狭促的楼梯间，但它的中心依旧偏离了南面文华殿中轴线1.05米。之所以拿祖制来妥协，盖因为在乾隆心目中，文渊阁既是宫殿，更是藏书楼，而藏书楼的优秀模板，当属浙江宁波天一阁。书最怕火，当时已屹立200多年的天一阁在建筑规制上彰显了以水压火的理念：屋顶黑色，黑色在五行中主水；上下两层，上为通间，寓意“天一”，下分六间，寓意“地六”，郑玄《易经注》有云，“天一生水于北，地六成水于北”。

    乾隆不仅采纳了这些理念，还“以水喻文”：“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遂将“内廷四阁”定名为文渊、文源、文溯、文津。

    乾隆对“水”的在意，是一种“厌胜”心理。“厌胜”即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期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文渊阁大量采用了“厌胜”手法：灰色水磨砖墙代替了红墙，以“河马负书”为内容的冷色调苏画代替了龙凤彩画，阁前凿方池、架石桥，池桥栏板上雕有水生动物图案……乾隆对《四库全书》敬与卑的第三个体现，是“厌胜”。

    乾隆原以为这样就可以阁在书在，继绝学开太平。然而，他所缔造的盛世，不到半个世纪就成了强弩之末。当《四库全书》裸露在内患外辱的岁月中，藏书楼不再是它的庇护之所。从1853年起，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文澜阁与其所贮图书相继被焚。但文化自有文化的坚韧——文澜阁本绝处求生，文渊阁本南迁图存，文溯阁本内迁保全。藏书楼和《四库全书》早已自成史外之史，书外之书，既是火光中的离乱史，也是中国文人的信仰史。

    失去文渊阁《四库全书》原书的故宫，如今藏有文渊、文津两阁的影印本。文渊阁，就是历史的见证。

    旧时光与新惦念

    故宫的文渊阁是南北七阁中唯一的重檐歇山式建筑，而其他六阁则像“天一阁”一样，均为重檐硬山式。

    抛开建筑学上的解释，我们来用最简单的描述区分这两种屋顶式样：硬山式是民间最常见的双坡屋顶；歇山式是官式做法，上面是双面坡，下面是四面坡，能产生这样的过渡，是因为连接屋顶最高处正脊两端的四条垂脊并未像硬山式那样直接垂下来，而是往外撇了一下。天安门城楼就是重檐歇山式，文渊阁和天安门的屋顶属同一个式样。歇山式能让建筑的侧立面上丰下锐，稳重、玲珑又气派。

    乾隆对文渊阁的重视，不仅在于给它安了个歇山顶，还在于它的体量也是七阁中最大的。面阔34.7米，进深14.7米。院中遍植松柏，阁西和阁北，用太湖石垒成假山。从文渊阁及阁东御碑亭之间的通道北望，由近及远分别是阁侧灰墙、松柏、假山、围墙、蓝天，很有层次。

    大体量还保证了文渊阁能在贮书和览书之外，满足礼制方面的需求。清代每年春秋两季，皇帝要在文华殿举行经筵活动。经筵，即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雍正年间，经筵之后增加赐茶礼，遂成定制。赐茶礼原在文华殿东西配殿等地进行，文渊阁建成之后，改在了这里。

    经台北故宫现存清咸丰七年《文渊阁陈设图》与《文渊阁陈设册》指引，可明确案上日常放置着汉玉鱼磬、暗花梅瓶、双耳方罇、木根笔筒、铜镀金镇纸、紫石砚等物。书案与图册，书架与文渊阁本，暌离已久。如果物能通情，它们一定会隔着海峡彼此惦念，渴盼有朝一日重聚、合璧。

    比对中的疑问

    经过特许，我得以拣阅其中的经史子集各一册。分别为黄、赤、蓝、灰四色。有人可能疑惑，难道不是绿、赤、蓝、灰么？民国年间编纂的《清宫述闻》给出了解释：“经用黄，解经用绿，史用赤，子用蓝，集用灰色。”“内廷四阁”均按上述五色分类书籍。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设的四库馆曾先后任用360名正式馆臣，负责征书、纂修、校订等各项事宜。馆臣大都是文人名士，堪称“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为保证《四库全书》辑录进度，四库馆先后选拔了3826名抄写人员，给他们分派了任务：每人每天抄1000字，每年33万字，5年180万字。5年期满，工整抄写200万字者，将以官职犒赏。

    抄写有严格的规范：书页以红色格线“朱丝栏”分行，每一张对折相连的筒子页共有两面，每面8行，每行用端楷抄21字。    

    但格式并不是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比对的焦点，文本内容才是。七阁都先后进行过两次复校。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源阁本都是在纪昀即纪晓岚主持下校对。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爱平通过对百万余字《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的爬梳发现，两次复校皆因乾隆看到文津阁本讹误而引发，但每次复校都由文渊阁和文源阁带头，不仅率先改正了讹误之处，而且每改必录，形成“签改档册”，成为他阁全书的查改依据。

    文渊、文津两种阁本的种、册数谁最完备？这也是有争议的。各阁本子曾在两次复校之外，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补遗。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起是第一次，补了《御制文集》《御制诗集》《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等28种共计1600册书；第二次是嘉庆八年（1803年），补了乾隆晚年诗文集四种以及《八旗通志》一书，加盖了嘉庆御印。至此，《四库全书》终成全帙。

    时移世易，谁又能保证全帙没有任何逸散呢？1917年春，内务府牵头对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全面清查时发现经、史、集三部各有阙（古代用作“缺”字）书阙卷现象，其中经部阙《四书大全》10卷，子部阙《天经或问前集》《天步真原》等书共12卷，集部阙《李太白集注》一卷，总计23卷，后来派人按照文津阁《四库全书》原本补抄齐全。

    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是七阁之中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被认为对其它几阁的文献补辑意义非同一般，该阁本还有其他阁本没有的孤篇，这样说来，文津阁本是不是最全的呢？

    1924年底，清皇室迁出故宫，次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文渊阁《四库全书》归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1930年，图书馆有关人员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对文渊阁《四库全书》进行清点，统计阁书凡3459种，36078册，6144函，被认为“无阙失现象”。而此前的1925年，学者陈仲益就在《文渊阁四库全书缺本之发现》一文中指出，文渊阁《四库全书》阙唐司空图《诗品》一卷。后来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果然找不到《诗品》。如果仅仅阙失《诗品》，那文渊阁本会不会是最全的呢？

    “内廷四阁”抄录的格式有严格规定，因字迹疏密而凭空多抄出来一册是不可能的。这样说来，各阁的册数应该是最说明问题的了，但就连这一数字也是扑朔迷离，很多文章里干脆只提3.6万余册。前文提到的1930年对文渊阁本的清点，是36078册，可文物南迁时却被记录为36533册，台北故宫博物院今天的官方网站上显示为36381册。文津阁本既然有补辑意义，而且有孤篇存在，那册数似乎应该更多才对，可它的数字是36312册，另一说是36304册。这怎么解释？

    （《文汇报》3.15 江胜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