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花开敦煌

    流转飞扬的线条、绚烂而肃穆的色彩、繁复细腻的装饰图案……包括巨幅作品《观无量寿经变》在内的诸多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很难想象都是常沙娜在14至17岁时完成的创作。虽是以整理性临摹为主要手法，但过人的艺术天分让人惊讶。

    如今，86岁高龄的常沙娜更是不顾辛劳，铺纸备墨，历时两个月工笔细作，再绘《文殊变》的神韵。这相隔70载的作品似乎串起她跌宕多彩的艺术人生，书写着其一生的隽雅与执着。 

    “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上，常沙娜向中国美术馆捐赠其24幅经典之作。面对众人的夸赞，满头银发的常沙娜很有些不自在。“我这一辈子就干了4件事：敦煌艺术、花卉写生、装饰艺术设计和艺术设计教育。”

    1931年生于法国里昂的常沙娜，名字译自于当地一条美丽的河流。父亲常书鸿、母亲陈芝秀以此纪念他们留法的经历。1935年秋天，常书鸿在巴黎看到有关敦煌的大量资料后，内心受到极大触动，下定决心回国并去寻访敦煌，常沙娜自此随父亲开始了辗转的生活。战时的处境使他们最终在重庆沙坪坝凤凰山安了家，和王临乙夫妇、吕斯百夫妇等艺术家聚在一起，营造了当时难得的艺术氛围。同甘共苦，志趣相投，对艺术生命的珍惜和彼此间的情谊给常沙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父辈们的教育与影响下，常沙娜建立起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1943年，常书鸿带着第一批研究人员来到敦煌时，张大千还在莫高窟，临走时他开玩笑地说，留在敦煌工作将是“无期徒刑”。但面对绚烂的敦煌艺术宝库，常书鸿决心在此安家落户。时年12岁的常沙娜便注定与这里的黄沙蓝天结伴一生。 

    一碗大粒盐、一碗醋，摆在面前的还有一碗水煮面片。这是常沙娜到千佛洞吃的第一顿饭。初到敦煌，常书鸿等人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规模浩大的石窟群因风沙侵蚀、年久失修，显得破败不堪。但常书鸿仍积极组织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学术文章，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在河西中学读书时，学校放假我必回千佛洞。我可以蹬着‘蜈蚣梯’跟着大人爬进洞窟临摹壁画。我喜欢进洞画画，特别主动，不用大人催。”为了保护壁画，常书鸿定的规矩是禁止直接在壁画上拓稿临摹，而是采用对临的方法。这样难度很大，却迫使常沙娜练出好眼力，造型能力提高得很快。 

    1946年敦煌艺术研究院迎来了第二批工作人员，常沙娜也集中更多精力在石窟临摹壁画。那时的石窟没有门，洞口朝东，早晨的阳光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头顶上是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四周是生动的佛传本生故事。常沙娜沉浸其中如痴如醉，即便光线变暗，仍意犹未尽，难以住笔。

    由常沙娜在20来岁时参与完成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顶灯如今依旧熠熠生辉。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参与完成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多项国家重点建筑设计任务，将敦煌艺术元素应用其中，打下了夯实的实践基础。这些经典之作不仅凝聚了古典艺术的韵味，更显示出不凡的气度。1997年她更是受命主持并参加设计大型礼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花卉写生手稿也暗藏了源自敦煌的艺术元素。 

    在常沙娜的眼中，敦煌壁画可以抽离出多样的图案单元。多年来，这位“敦煌图案的解密人”潜心描摹整理敦煌图案手稿，将斑驳壁画上隐藏的精美图案萃取出来，以鲜活灵动的姿态创造出新的浪漫。 

    “我在图案教学中把握的就是两方面：民族的传统和生活的自然。”常沙娜认为学艺术就要学传统，学大自然。她笔下的花卉作品温婉可人，又不乏生命的茁壮与坚强。 

    20世纪50年代，常沙娜在林徽因的影响下，从绘画转入工艺美术设计和教育之路。1956年，她调任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将其熟悉的敦煌艺术与设计知识相结合，以敦煌藻井图案及和平鸽图案为元素设计了丝巾、景泰蓝圆盘等一系列实用品。

    （《光明日报》3.19 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