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为何不选《正气歌》

    近时，有人再次发表有关钱锺书编著《宋诗选注》未选文天祥《正气歌》的议论，为《正气歌》落选而惋惜和鸣不平。

    读者如果将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和石介《击蛇笏铭》相关语句同文天祥《正气歌》稍作比对，便不难看出《正气歌》和前人两篇文章的源流关系。说其“重复太甚，伤于蹈袭”以至“用典不妥”，十分中肯。文天祥连续列举了齐太史、董狐、张良、苏武、严颜、嵇绍、张巡、颜杲卿、管宁、诸葛亮、祖狄、段秀实12位所谓忠义之士，用以自况。钱锺书最反对“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流弊，《正气歌》这个带有普遍性的致命弱点，曾长期困扰古诗词乃至整个文学研究领域。正如《宋诗选注》序言所写的：

    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这可以说是宋诗——不妨还添上宋词——给我们的大教训，也可以说是整个旧诗词的演变里包含的大教训。

    根据《宋诗选注》的取舍标准：一、“押韵的文件”不选；二、“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四、“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正气歌》的落榜，当是正常结果。

    （《中华读书报》3.15 徐友模 曹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