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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玮
作为“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的大型综合性词典——《辞海》日前度过80岁生日，其风雨历程与社会意义，如同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缩影。80年来，在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陈至立等历任主编的主持下，《辞海》已有六个版本面世，第七版正在编纂之中。而这一叶载人遨游于中华文明浩瀚海洋中的扁舟，凝聚着一代又一代辞海人的智慧与辛劳，也凝练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许一字空”的辞海精神。
巢峰或许是辞书界最年长的主编——即便已89岁高龄，即便身处医院，仍在为修订《辞海》忙碌。他说：“如果时间是历史和时代的步伐，那么，《辞海》就是历史和时代的脚印。”举个例子，第六版《辞海》比第五版增加200余万字，新增词目12300余条，条目修订超过1/3。新词汇、新概念、新思想在书中的不断出现，让每一版《辞海》都有着它所在时代的特征、亮点和烙印，进而具有了文化象征意义。
多年来，读者对《辞海》一往情深，称它“无声的老师，没有围墙的大学”。“对不对，查《辞海》”，这是《辞海》出版至今获得读者信任的口碑，可算是“有口皆碑”。应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参加编纂《辞海》为荣，而且，一代传一代。
例如1979年版《辞海》，修订时间最短，编纂最难，而质量甚高。巢峰说：“时间不足一年。后来，又发现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时间，而是对许多问题无法界定。那时，《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起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怎么写？康生、谢富治怎么写？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怎么写？对于这些问题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些具体的界定，事关重大。
当时，主编夏征农派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去北京请示，罗竹风分别请教了20几位领导和学者，他们每个人都说了一些意见，但都仅供参考。怎么办？巢峰说，还是《国际歌》中的那句话，“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我们自己起草一个办法。于是，共8条39款的《处理〈辞海〉稿件的若干意见》在一个夜晚，由罗竹风和巢峰送到了夏老家。当时夏老说，“如果有错误，我这个主编负责。”
“意见”出来以后，大家心里七上八下。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瀚伯看到这份“意见”后，亲自撰写按语，并刊登在1979年第六期《出版工作》上，供各出版单位参考。这样，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在编纂1979年版《辞海》的200多个日夜，上海陕西南路25弄里的三幢小楼夜晚总是灯火通明。
这灯光，燃起许多作者、编者经历“文革”后重返工作的万丈激情，也照映出《辞海》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最终，任务完成仅用了“两个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
1300万字、10.65万词条……这个速度，令参与者和关注者都觉得是个奇迹，当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激情尤其令人感佩。
“当时我任出版社副总编兼《辞海》办公室主任，就是后勤部长，为了协调工作，我想了个主意，在食堂一面墙上贴了一张很大的‘工作进度表’。把各学科工作的进度分成若干阶段，每完成一个阶段，就插上一面小红旗，红旗天天变。这样，一百多个学科的进度一目了然。”巢峰说。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辞海》从发稿到印刷成书，所有文字都需经过5审5校。2000万字的文稿，如果由一个人看上5遍，每天看1万字计，需要20多年。这样的数字，是浩瀚、是气度，也是辛勤的劳作——这就是辞海人生。
8年前，媒体报道《辞海》第六版出版总结表彰大会时这样写道：正是无数专家学者前赴后继的倾心倾力，才积淀出《辞海》今天所享有的口碑和声誉。90多岁高龄的《辞海》副主编石美鑫教授，曾在监护室里，接着临时心脏起搏器，审读修订稿；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叶祥奎老先生，在医院发出病危通知时，仍念念不忘《辞海》收词工作；上海水产大学伍汉霖教授为赶进度，赴美探亲时，还带着鱼类学书稿远渡重洋……
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一版又一版《辞海》，凝练出一种力透纸背的辞海精神——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
【采访后记】
辞海精神，镌刻在辞海人编写《辞海》的日日夜夜里，成为了中国一个关于学术精神、工作精神的闪亮名字。而从巢峰几十年的出版经历来看，他更是将这种辞海精神，刻写进了自己的生命。
1992年，针对当时《语言大典》等一些词典的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现象，巢峰率先开火，学术“打假”。85岁时，巢峰推出第三部文集《辞书记失》，评论近年来国内辞书中的种种失误，一针见血。
对于真实和严谨的执着，让这位老者，精神不老。“就像文学和艺术有文学批评、艺术批评一样，我认为，辞书学也应该有批评，否则它何能健康发展？”巢峰说。
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不亚于他们的积极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德国哲学家狄慈根语）。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断有新事物萌生，人们的观念随之发生着深刻变化，而辞书的生命力就存在于不断地修订之中，不断去纠正失误，探求真理。
（《解放日报》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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