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后的书桌

    ■赵蘅

    那年爸爸赵瑞蕻突然走了，每天准点坐下准点离开的书桌，还摊开着许多笔墨书本纸稿，似乎在等它的主人第二天再坐下来接着伏案用功，和每天一样。

    想永远保留书桌

    半夜的噩耗，我凭记者证才买到机票从北京赶到南京，也只能在太平间里见到爸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将我们全家人撞击得懵掉了。那几天谁都不忍心去动爸爸书桌上的东西，我想自己唯一能做的，便是赶紧将这桌上所有的、尚带着故人体温的物件一一记录下来：字典、书籍、剪报、稿纸、笔记本、电话簿、阅过的或没来得及打开的信件，写好的还没来得及寄出的信，爸喜欢收集的明信片和藏书票，还有墨水瓶、放大镜、几支红色蓝色的蘸水笔。

    我记完后复印了三份分给姐姐弟弟保存。我还从书桌下的纸篓里掏出已被爸撕碎的纸片。过了18年，这些大大小小的碎片我至今还留着，也并没去拼凑、核对，仿佛要留着一点神秘似的。

    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是永远保留下爸爸这张老书桌。这是1965年我家搬到鼓楼二条巷后，妈用六十块钱买下的。妈说别看它便宜，木质不错，抽屉又多，爸爸很喜欢，就一直没换新的，直到它老旧不堪。其实外表也看不出，因为它总是被一块大桌布覆盖着，桌布塑料质地可以擦的那种。后来桌布也旧了。1998年9月，我陪爸从北京回到南京，一天他叫我陪他上街去买新桌布，这真是稀罕的事，他特别节省，轻易不会更新什么家用品。离世前的五个月里，他一直在铺着我帮他挑选的这块紫荷色调带图案花色桌布的书桌上工作。

    爸爸的书桌被拉走了

    晚年的爸爸对时光流逝有点焦虑，这种紧迫感越到后来越强烈，他每日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最后那几年的信里，他总喜欢说老天保佑他多活几年，这样他就可以再完成六本书。

    这六本书自然包括他不满意年轻时翻译的《红与黑》，他也不满意别人翻的，他要重译。他想翻出一本最“信、达、雅”的译本，因而他译时要参考各种语言的各种版本，进展很慢。加上白内障严重，看字典要用放大镜，非常吃力。后来去开了刀，他兴奋地写信告诉我，还用了“大放光明”四个字。

    九十年代，电脑还没普及，爸爸每翻一章，他的研究生唐建清就帮他打字出来。一共翻完十章，他就走了。难怪我在清理他的遗稿时，看到这一包的外面用红色大字写上“死不瞑目”并且标了三个惊叹号。我知道这是给我看的。

    1998年冬天，爸爸为南大出版社《新世纪活页文选》，写了万余字的《读济慈的〈夜鹰颂〉》和《读雪莱的〈西风颂〉》。岁末，钱锺书走了，他写文章悼念钱锺书。次年年初，萧乾走了，他又写了《我们失去了一个翻译健将》，这也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墨迹。

    我终于发现想要在南京这样潮湿发霉的地方存放这张旧书桌是多么不切实际，也曾幻想将书桌运到北京，我在自己的家里传代藏着总可以吧。

    妈让人将书桌先搬到院子里的车棚里暂时存放，电话里她老问我，你什么时候拉走啊？书桌早就散架了，大姐还找人问过修理之事。2014年，为迎接南京青奥会召开，妈妈自投五千元盖起的只存置旧书报杂志的车棚也遭到了被拆除的威胁。

    九月，我恰好在南京，一早，大姐找的收破烂的师傅来拉书桌了，爸爸的书桌就这样被拉走了。

    （《北京青年报》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