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年长的女作家

    2017年2月27日凌晨，上海文坛最年长，同时也是中国文坛最年长的女作家罗洪，因病离世，享年108岁。

    我曾几次采访过罗洪。那一次，由《春王正月》引起，罗洪的话匣子如窗外雨水似地流畅了起来……

      一开始，罗洪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特别关注农民生活，这在《到哪里去》和《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两个短篇中有所反映。1935年，罗洪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腐鼠集》的出版，奠定了她现实主义作家的基础，她开始把国家命运、大众命运视为自己创作的生命。于是有了1937年的长篇小说《春王正月》。有评论说，这部小说给予读者的认识意义是不能低估的。郑树森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说，和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罗洪的短篇小说集《儿童节》，编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集。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像毒蛇一样咬噬着罗洪的心。她用愤怒的笔，蘸着民族恨、国家仇，写下了《白的风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小说。

    七·七事变后，罗洪随丈夫朱雯到了长沙。在那里，她遇到鲁彦、张天翼、田汉、茅盾、曹禺等人，并在《抗战日报》上发表散文和小说。

    1938年初，罗洪又随朱雯到了桂林。那些日子她写作犹勤，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以及汉口和长沙的《东方杂志》《少年先锋》等报刊上发表。

    回到上海，看到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景象，罗洪心潮难平：前方弥漫着不散的硝烟，同胞在流血、父兄在战斗，我怎能安享生活！于是，她以笔为武器，写下《后死者》《感伤的少尉》《脆弱的生命》《流亡者的悲哀》等作品，分别发表在当时的进步文艺刊物《文艺新潮》和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这些作品，后来连同在大后方发表的散文编成散文集《流浪的一年》（1939年，由上海宇宙风社出版）。另一部分小说和特写，则编成小说集《为了祖国的成长》列入巴金主编的《烽火小丛书》（1940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42年至1943年间，罗洪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上连载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晨》，即《孤岛时代》（194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1943年5月，朱雯因“抗日罪”，被日本沪南宪兵队关押了一个多月，受其牵连，罗洪也被抓去审讯。后来夫妇俩避难到了安徽屯溪。其间，她写了《友谊》《践踏的喜悦》《王伯炎和李四爷》等短篇小说。在谈到《践踏的喜悦》时，她说：“这里我想告诉读者们，上海在魔掌之下，是怎样的恐怖，而有些人是怎样的袖手旁观，唯恐不能好好地做个顺民；有些人又只想在别人的奋斗及牺牲上面，建筑他们的美梦。”

    罗洪说她创作激情最高、写作欲望最旺、笔耕成果最多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中。她编辑了两部短篇小说集《这时代》和《鬼影》。

    那天告辞，罗洪走出大门，我回头再三，感慨无限：普通的阳台、普通的天井，住的却是一位从20世纪30年代繁华租界和苦难孤岛中走过来的小说家。面对这位小说家，我是那么的肯定人间缘分的奇迹。

    晚年的罗洪文章越写越短，但就像她的文字，朴素、平静，看似平淡，实则深含着一位真正的小说家对人生的思考、反省和提炼。其间，罗洪有一个心愿，就是将曾经出版过的《孤岛时代》的情节全部推翻重写，书名为《孤岛岁月》。因为罗洪无法忘却、也不能忘却上海沦陷的那些岁月，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时时缠绕着她。

    但由于种种原因，她一直没能动笔，直到1996年。那年罗洪不慎摔了一跤，右臂骨折。这次意外，使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86岁了，时间已经不允许她再等待了，再不动笔，自己的心愿可能会成为永远的遗憾。于是，待到石膏拆去，罗洪就动起了笔。可是，还没彻底痊愈的手指肿得像胡萝卜，大拇指根本就不能动。但罗洪没有退缩，她试着用食指和中指夹住笔杆，然后用左手推着笔杆写。这办法很勉强，只能站着写，速度很慢，每写一个字，手指都会钻心的疼。可86岁的罗洪咬牙坚持着。两个月后，罗洪硬是将初稿坚持写了出来。

    当初听到这故事，我感动。现在写下这个故事，我还在感动。我总记得那个雨天，97岁的罗洪坐在我面前，仰着脸，始终精神饱满，和我说着一些听似零零碎碎却让我几次扪心自问“换作我，也能这么一往情深地对待文学吗”的话。我还记得那天我握着罗洪的手，她突然说了句：“我也老了。”她的“老了”说得有些伤感，我跟着伤感，那刻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陪她一起听雨声哗啦啦地将她从前的故事渗入大地，永存。

    （澎湃新闻3.2 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