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如何写康熙

    写康熙是有难度的，毕竟相关著述太多，所以很好奇小说家如何只用几万字便能概括康熙一生。

    小说家往往会将自身的认识、情感投射到对方身上。而日本小说家长与善郎写《康熙大帝》相当克制，采用史料大多经过推敲，准确且非常见。比如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曾与俄国使节私通，泄露机密情报；康熙患疟疾，被传教士用路易十四免费分发给穷人的药治好等。在他看来，康雍乾虽并称，但雍正、乾隆更专注于实务，是现实主义者；而康熙则多文化情怀，属理想主义者。

    长与善郎的论据是：康熙对程朱理学有超乎寻常的兴趣，此外他还积极向传教士学习数学，为政之勤，养民之宽，远迈前代。所以曾国藩说：“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乾隆更喜欢让传教士将自己写的《盛京赋》翻译成法文，“文化输出”到法国。

    单从史料看，康熙确给人宅心仁厚之感，与雍正的老辣狠毒、乾隆的过分聪明迥异，但说他是“理想主义者”，未免过分。

    康熙确实好学，曾在宫中设立实验室，在传教士的指导下，自制糖浆和精油，但这未必是尊重科学，更可能是对被剥夺的童年的一种补偿。康熙动辄给大臣们讲西洋数学，令他们目瞪口呆，可炫耀之后，他自己便很快将其丢到一边。总之，让臣子感到敬畏才是目的，知识本身并不重要。长与善郎也承认，一旦危及权力，康熙亦下手毒辣，他先后兴起11次文字狱，仅“《明史》案”便处死70多人，受株连的221人。

    所谓理想主义者，必膺服一个高于自我的理想，不计个人得失，而康熙的“理想主义”是有前提的，只有满足他对利益的要求、对他表示臣服之后，他才“理想”一下，这就很难说是发自真诚，还是一种更高级、更务实的自私。

    （《北京日报》3.7 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