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与他的焦墨山水

    今年是张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张仃先生被称为20世纪中国的“大美术家”。先生早年投身革命，以漫画为武器宣传抗日；新中国成立前后，成为首席艺术设计家，相继承担政协会徽、国徽的设计；五十年代后的水墨写生被称为“山水画发展史中的里程碑”；六十年代“毕加索加城隍庙”的装饰绘画广为大众评议；七十年代《哪吒闹海》的动画电影以及首都机场的巨型重彩壁画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八十年代通过自己的探索，焦墨山水得以在中国画系统中斐然成章。

    1957年，张仃调任中央工艺美院，忙于处理繁重的工作任务、组建壁画专业，并受毕加索立体主义风格的影响，在“毕加索加城隍庙”的装饰画中投入大量精力。很长的时间几乎中断了他对中国画的创作，直至历经“文革”红色海洋，之后借住在北京香山樱桃沟农舍养病的张仃，几近精神崩溃，厌恶一切色彩，幸而在其珍藏的一本黄宾虹的焦墨山水小册中获得了内心的安宁。从此，张仃迈入大山，“从零开始”以焦墨写生的方式搜尽奇峰，进而更加深入传统，从清代程邃、髡残和近代黄宾虹的绘画中汲取养分。早在50年代张仃创作的《苏州古塔》中便蕴藏了自己对焦墨的情有独钟，可知从彩墨到焦墨的转变并不是骤然而生的，其原因不仅仅来自外在环境的驱使和内心长时间精神被压抑之后的迸发。

    张仃将焦墨的局限化为纯粹的极致，以骨法用笔代替水墨晕章，以干求湿，以燥求润，虚实相生，取舍有度，使焦墨这种中国古有之法，拓展为一套独立完整的艺术语言。在绘画题材上，张仃将写实山水加以升华，把人文关怀、家园意识和英雄史诗带入山水画中。《房山十渡写生图卷》是张仃焦墨山水创作的第一幅写生长卷，也成为其焦墨生涯重要的转折点。画中构图移步换景，独具匠心，太行山脉连绵耸立，陡岩峭壁之下，山民们正忙于秋收打场。李可染在跋中赞叹“结构雄伟而精微，纯用焦墨而苍劲腴润，前人无此笔墨，真奇迹也。”

    1981年，张仃到新疆写生，被戈壁滩中的胡杨林所吸引，久而徘徊于地震灾后留存的古木之间，他将自己对生命的体悟完全倾注其中，创作了史诗般的巨作《巨木赞》。“想巨木受日月之光华，得天地之正气，因生命之渴求，不屈不挠，或死而复生，或再抽新条。风雷激荡，沧海桑田，念天地之悠悠，实为中华大地之罕物，民族精神之象征。太史公为豪杰立传，吾为巨木传神，人画松柏以自况，吾为杨柳树丰碑，使千载寂寞，披图可见。”我们在题跋中，感受到张仃对大自然顽强生命力的礼赞和敬畏之心，画作以篆籀的线条为筋骨，丝丝入扣，笔笔触人心弦，以焦墨的沧桑和凝重表现着巨木历经百年雨雪风沙后的不朽。

    不论是“江南写生”的清秀雅丽，还是“焦墨山水”的苍劲风骨，既是时代的造化，更是艺术家的抉择。张仃一方面“守住中国画的底线”，对中国传统水墨加以发展；另一方面接受着西方优秀文化的启示，贯之以西方写生创作的方式，在中国画发展史上一次又一次地摇旗呐喊，开创着中国画的创新之路。其独立的人格，超凡的智慧和胆识，以及对生活的热情，都是“大山之子”张仃留给世间宝贵的精神财富，此财富也必将成为我们在人生和艺术道路上前行的“他山之石”。

    （《北京青年报》3.3 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