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县李果村,是鲁北平原一个小村子。在村中心位置有一个四合院,那里曾是村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能够经常坐在那个四合院房屋里的人,在村里是很有权威的,村里很多人见了都老远地热情打招呼,吃了吗?忙啥了?又开会吗?去公社了吗?
对于幼小的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四合院中挂在高高竹竿子上的高音大喇叭。冬日的早晨,我懒洋洋地躺在被窝里,阳光斜斜地进来,红光照亮墙上的《山东民兵》。在欣赏的同时,高音喇叭里发出激昂声音,开始是一段“东方红,太阳升”,接下来是我最喜欢听的戏段:“你这个人干啥地,为啥来到俺家里?”后来知道这是吕剧名段《王汉喜借年》。听了一段后,高音喇叭里传来有人讲话声,听声音不是本地人,但讲的话肯定不错,经常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因为听不明白那人的讲话,我就把被窝窝拉拉蒙头再睡一会儿。在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在说,三队要分地瓜,五队要分胡萝卜,我立刻急匆匆爬起来,蹬上棉鞋,早饭也不吃,就向大人要上布袋子,跑着奔向生产队队部。
四合院里有个人,我们给他起外号叫“大金牙”。“大金牙”走路远远地就能听到,他屁股上挂着那个大院子里所有的钥匙,村里的人见了他,都很热情,后来知道他是村大队的会计,他手里还拿着村里的公章,如果村里有人出远门,给刚生的孩子报户口,年轻人领结婚证开介绍信,都需要他亲自盖章。“大金牙”是不用下地劳动的,他每天差不多都会准时到那个四合院打开厚重的大木门到他的办公室上班。
我和玩伴经常把着那北屋的窗户往里瞅,看到他那桌子上放着厚厚的一个大盒子,盒子里是一些小小的卡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人名和出生年月,他经常翻一翻那个大盒子,如果他把村里某个人的卡片拿出来放到桌子的一个抽屉里,就说明这个人死了,销户口了。如果他拿出一个新的卡片,就说明村里有人家刚添了小孩,上户口了。但后来发现他翻动那个大盒子时放进新卡的次数少了,听村里人说,实行计划生育了,生孩子是要受限制的。
平日,村里的普通社员进出那四合院,主要是为了买东西,买糖的,称盐的,打煤油的等等。买东西的人去的是四合院的西屋,里面有个货架子,上面摆满了很多东西。我能拿着钱去买的东西大体有三样:一是盐,二是煤油,三是洋火。
煤油是经常买的。家里的照明灯具是在一个酒瓶子口上用铁片盖住,把一个铁片卷成细筒状,再插入铁皮盖上,然后用粗棉线穿过细铁管垂到瓶底,再倒入煤油,用火柴引燃,屋里立刻就亮了起来,时间长了在煤油灯的灯芯上会出现一个或几个灯花,偶尔发出“啪”的一声。母亲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我则躺在被窝里趴在枕头上看小人书。
村里人都把西屋叫“代销”,如果是买布料则是去邻村街上的供销社门市。那里有四五个人天天站在柜台里面,他们穿的衣服很干净很整齐,特别是有一两个女的,脸都长得白白净净,很俊,周围村里的年轻小伙经常借口买东西到大门市里面去转悠。村里的老人教育孩子说,好好上学,长大了找媳妇就找个“站门市的”!
煤油和其他物品是那个西屋里的人推着小推车从供销社门市里提来的。如果是遇到下雨或下雪,没有提来煤油,煤油灯就会换上柴油,柴油不如煤油好,火头大,烟多,第二天屋里经常能看到柴油烟灰子飘动着,擤出的鼻涕黑糊糊的。
我之所以愿意去那西屋里打煤油,有时候也是另有所图,为了那找回的零钱。如果找回的是一分、二分的钢蹦,大人就让我自己存着,也算是小金库吧。有时可以买油条吃。小时候,能吃上油条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偶尔有机会吃一次,手也不舍得洗,那油条的香气可是很浓的呀!
那时候没有人敢去做油条小买卖,一是政策不允许,二是没有本钱。食用油是紧缺物资,平常家里油瓶是不满的,只有到了年关,大人才舍得多放点油做菜。那时候,我能一年吃一两次油条,还得感谢邻村的一位伤残复员军人。是他,经县武装部开证明,到当地公社审批后,才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炸油条的小生意。但有一个限制,只准在本公社范围内卖,到外地是不允许的。那时,油条是村里人走亲访友的高级礼品,家里只有来了贵客才舍得买油条。就连公社里的领导到村里来视察工作,村大队书记才下达命令:买油条迎接上级领导!
(《命根 三十年记忆》中国青年出版社 李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