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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7年03月04日 星期六

    家乡的老人们

    《 文摘报 》( 2017年03月04日   01 版)

        婶娘半夜三更又离家出走了。

     

        年初二凌晨三点,睡梦中,咚咚咚,有人敲门。舅舅吓了一跳。穿衣开门,竟然是远房亲戚婶娘。

     

        过完年,婶娘八十五了。两三年前,她就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一开始只是健忘,比如忘记楼道的开门密码是多少;忘记大家刚才说过的话。渐渐地,她从一个聪明贤淑的人,成了一个时常胡言乱语无法控制行动的“老糊涂”。她背驼得像口陈旧的大锅,爬楼梯就算扶着栏杆还常常打个趔趄。她失去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常常无节制地喝酒,凌晨醒来,又突发奇想,想要去她打过太极拳的花园看看。

     

        这一次,正月里,她穿着单衣就溜出了门,“没什么事,就来看看”。舅舅怕老人家着凉感冒,赶紧找了床被子,一边回应她嘴里无人可以理解、含混的咕哝,一边忙着把人安顿好,天色拂晓才通知了家人。子女都不在身边,婶娘一个人住。

     

        春节回家,我发现了不少像婶娘这样的空巢老人。我的家乡是上世纪苏南地区的工业重镇,外人习惯叫它“741”。1937年,上海吴淞机厂因战备需要迁址于此,众多上海工人一同迁来,这片区域由此兴盛。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了铁道部直属的大型机车车辆制造工厂,从子弟学校、医院、商店到电影院、图书馆,这个人口上万的厂里应有尽有。上海员工把精致的海派生活带到这里,让面积不大的“741”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当年,爷爷也是受此感召,刚从上海交大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印象里,很多个阳光微醺的午后,他在老房子阳台的藤椅上,教我英文字母和九九乘法表。一件洗到发白、领口垮到开了V字领的汗衫,开裂后露出半截笔芯的红色圆珠笔,在读过的报纸和书上留下一水儿隽永小字。

     

        爷爷喜欢讲他读书时的事情,喜欢给我念西方作家的小说,我常常好奇地问他“鱼子酱有没有肯德基好吃”,“坐飞机是什么感觉”,他总是摸摸我的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如果你好好学习的话,就能去看很大的世界,见识很多的风景。”

     

        我按部就班地长大。像周围人期望的那样,进了市区的省重点中学。因为课业的原因,我一周才回去一次。但每次回去,爷爷总来到我身边,拿起我的随笔本。“写得不错,继续努力,”他拍拍我的肩膀,“等哪天你文章发表了,我让老同学每人去买一百份。”我翻开本子,所有空白的地方都写满了批注。

     

        和我一样,越来越多的小伙伴择校去了市区,而没有选择直接升入对口的“子弟中学”;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移居主城区。变化以一种无法抵挡的速度滚滚而来,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741”却被落下了,衰落到无人问津。每次散步于此,总能感受到异于市区的安静和悠缓。年轻人越来越少,冬日懒阳的斜照下,老人们拿着小板凳在楼下拉家常,常州话夹杂着上海话,形成了独特的“741”方言。官方曾做过统计,这里成了全市老龄化最严重的辖区。

     

        曾经无所不能的爷爷也老了,长出了弯弯的白眉,像个寿星。我每次回家,他都打电话问我去不去他那坐坐,带着恳求的语气。但我一听到他讲起“想当年”,就不耐烦地跑开去上网了。

     

        在一次独自外出摔了一跤后,爷爷的身体不再让人放心。子女们有的还没退休,有的在外地照看刚出生的孙辈,有的身体不好,暂时都没工夫照顾他。大家商量后决定,把他送进了全市最好的公办福利院。

     

        房间宽敞了,饭菜也不错,每天还有护理人员照料,但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成了痛苦的开始。福利院有规定:年满80周岁的老人,未经家人陪同不得独自外出活动。腿脚还算灵便、头脑还很清醒、没事就爱四处溜达的爷爷,不得不和失能、半失能老人同处一室,每天在有限的空间内活动。

     

        子女们成了日历上的时间,每隔两三天就会出现,再三关照他不得擅自行动,并答应完全康复后就接他回家。但他每天仍要打无数个电话,哇啦哇啦地控诉自由受限,吵着让大家赶紧把他弄出“监狱”。他整天看着身边的钟,向我们抱怨每五分钟如何拖得那么漫长。

     

        在福利院找不到合适的聊天对象后,他开始变得暴躁、易怒。他也知道,自己有心脑血管老毛病,情绪波动特别犯忌。但三个月后还是因为没控制住血压,脑梗倒下,从此再也没能离开病床。

     

        他不再会讲英文,不再能写一手隽永的蝇头小字,不再发email询问我口语是否过关。他接受了自己的失能,乖乖地由护工喂着,阿姨说“啊”,他就张开嘴。

     

        我如愿以偿发表了文章,献宝一样拿到爷爷床前。他有时会分出些眼神望着我,更多的时候,是空洞疏离。我看着他的茫然,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流逝。我们无论再做什么、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法阻止这种逝去了。

     

        在人生的最后半年,爷爷深受脑梗困扰,在昏迷中慢慢耗尽了人生的养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没人知道他到底痛不痛、难受不难受,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在饱受折磨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会不会因为突然想不起某一个单词而沮丧,会不会因为连勺子都举不到嘴边而羞愧,会不会想要抓住生命里的什么,却只能看着一切如流水般在指缝中溜走。

     

        讲故事的人总在寻找一条完美的叙事弧线,可惜这是真实的世界。婶娘年后搬进了平房,子女每天给她送饭,还封死了煤气灶防止意外。她好久没拄着拐杖在“741”的工房区晃悠了,而我却一直没来得及去看望她。

     

        (《南方周末》2.9 马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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