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干部在高原

    来到拉萨，我们这批援藏干部集中下榻在拉萨市工人疗养院休整。当晚我急忙到附近找长途电话亭，好不容易与女儿通上电话，因当时剧烈头痛，至今都回忆不起我说了什么，只知我醒来时，躺倒在电话亭的路边。生物学家早已断言，人到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将难以生存，并把这一高度，确认为“生命的禁区”。

    我对口支援的西藏那曲地区，地处藏北，平均海拔为4560米以上，自然要划入生命禁区行列。那里空气里含氧量仅为内地50%，一年需九个月要靠烤火度日。

    西藏自治区有关领导，对我们援藏干部十分关心，送来的见面礼，既不是吃的东西，也不是穿的用的东西，而是一本厚厚的高原保健书籍。这份礼物，对初到高原的进藏干部说来，送得正当其时，是无价之宝。

    那天，那曲镇藏民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欢迎我们。我被援藏单位人员抬下车，他们问我行李在哪里，我糊里糊涂说：“不要了，只要人在就好了！”

    我在藏北住在一间铁皮房子，一边靠墙放着床,一边靠墙堆着牛粪，房子中间是烧饭取暖的牛粪炉。藏北的唯一燃料，是牛粪。在辽阔无边的草原上，常常可以捡到牛粪。牧区老百姓，习惯用手把湿淋淋的牛粪，贴到墙壁上，晒干后替代柴火。藏北的机关干部，每年每人计划供应牛粪仅两车，超出部分自己去市场买，大约300元左右一车。

    那曲，其藏语意为“黑河”，这里的水是白色的，氟和汞的含量特别高。在那曲烧开的水，通常不会灼伤人，因为水烧到摄氏七十来度就开了。烧开的水，通常混沌如泥，可能是矿物质偏高。这里的井水，即便在夏季，也冰冷刺骨。如遇洗衣服洗碗等，一定要把水加热，或戴上皮手套。冬季要吃点井水，尤其不方便，那井口永远都是数尺厚的冰层覆盖着，需用铁锤、斧头将冰层砸开。

    吃饭，在高原一直是令人头痛的一件事。这里的单位一般不设公用食堂，烧饭炒菜，如果离开了高压锅，只好吃生的。

    要在那曲吃上新鲜疏菜，的确比登天还难。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张凤蛟在那曲军分区任职时，曾许以重奖：谁能在那曲栽活一棵树，记三等功一次。我一到那曲，也曾投入到植树造林活动，几度春秋，各种努力都尝试了，树苗竟无一成活。

    1996年，我在藏北高原援藏工作之余，写了一本25万字《走进西藏》的文学作品、一本30万字《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书稿，后均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即刻在高原内外引起轰动。在这里，人们轰动的不是关于我书的内容，而是关于我在四千五百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是如何写书的？

    到那曲没几天，我不等身体恢复，就到岗上班。办公室设在二楼上，第一天上班，从一楼到二搂，我足足爬了半个多小时。也就是从这天上班起，我正式开始了业余写书的行动。

    先是寻找稿纸，我工作的单位里没有稿纸，后来才发现，整个那曲镇的大大小小数十家小店，从未卖过方格稿纸。我这才后悔，到高原写作，带空白稿纸比带资料更要紧。我向女儿求救，要她将在杭州买的一大叠作文薄，先借我使用，并答应在上面写她最喜欢的故事。

    用墨水写字时，我的第一瓶墨水仅用了七天。向人打听，是因那曲气候干燥，墨水瓶打开后，不及时拧紧盖子，墨水中的水分很快就挥发掉。而到冬天写作时，又很滑稽，墨水与瓶子永远冻在一起。自来水钢笔在这里，一管墨水打满，写不了几个字，笔尖上的墨就结上一层硬壳，有时为了提高写字速度，我干脆把钢笔作蘸笔用。

    在高原写作，我总感到脑袋特别笨拙，特别迟钝，很难产生灵感，记忆力很差，许多常用字也会写不出来。到北极采访过的新闻工作者王迈，1996年9月来到高原采访，他特别提醒我：“千万别在高原过度用脑！”

    关于在生命禁区里到底能否写书的争论由此而起。好在我写作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些。我一直以为，“三年援藏是有期的，但把一个真正的、博大精深的西藏反映给世人，可能是最大的援藏，而这又是永远无期的。”为此，西藏归来，我几乎牺牲了全部业余时间，精心研究西藏，全力书写西藏。

    当我的书正式出版时，我在第一时间，将我在生命禁区写作的第一本书郑重送给了我的女儿。因为我答应，要用她的作文本纸，书写出最美的故事！

    （《致青藏》江苏文艺出版社 张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