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人羁押生活感想

    ■沙千里 等

    中华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七人。世称“七君子事件”。

    早晚餐饭后，所余时间完全归之休息，唱歌、说笑话，往往闹得不堪。五时后至晚饭以前，为运动时间，最近大家喜玩排球。在院内东西以一绳代网界，三人分南北对打，乐此不疲。此为我辈整个实际羁押生活，特加详释，以资纪念。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钧儒记于江苏高院看守分所第二号室北窗下。

    自从和几位朋友同过羁押生活以来，对于同舟共济的意义，愈有深切的感觉。一人的安危，就是七人的安危；六人的危安，也就是其他任何一人的安危。同患难、共甘苦，这种同舟共济的意义，推之于民族，与全国同胞，便是团结御侮的精神。

    ——三月二十八日韬奋写在苏州。

    在羁押中，使我特别心领神会有两点。其一，为集体生活之可贵，其二，为哲学信念之不可或缺。    有许多人恋家庭，就因为家庭是与生俱来的一个集体，但是善于处群的人，可以到处为家。牢狱之所以不似外间想象的苦闷，也就因那里面一样的有人群，一样的可以过集体生活，只要把自己当作人，把别人也当作人就行了。

    哲学的信念，可以使人在危难中处之泰然，持之弥坚。历史上一切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可泣可歌的事迹，都是哲学信念所造成的。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章乃器。

    羁押生活不自由，不自由也有好处；若非如此，好友怎能长欢叙。

    在羁押生活中，并无仿徨的烦恼；因为过去的一切，没有什么做错了。

    自知不易，知人更难；在羁押生活，友谊增进无穷！

    ——二十六年三月三十日，公朴记在苏州看守所。

    在过去，我对于中国的前途，虽有粗枝大叶的主张，然而在国事剧变已演进至另一阶段的今日，那些主张，是不够精密的，必得有进一步的详细办法。这些办法，不仅要顾到自己的政治理想，还须看清国内的情形，与国际的环境。我很感谢这次事件所给我的冷静深思的机会。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造时写于苏州。

    四个月的羁押生活，最简单的一句话，可以说是在矛盾的统一中过去。

    想到卧病二月日夜焦虑的老母，有时候真是心如刀割，坐立不安！但是贤师益友，早夕相处，过着有规律的集体生活，又觉得愉快兴奋。对于身受非法的蹂躏，怀着无限的忿激，但是一想到关外同胞，在敌人铁蹄下粉身碎骨，家破人亡的遭遇，与我们相比，不舍天壤之别。况且历尝铁窗风味，得以更深的认识讼狱的真相。稍受一点磨难，也不是不值得的。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沙千里，时在苏州押所。

    为着性别关系，我不能和其余六位，羁押在一块，只有和一般未决女犯共同生活了。

    我入所于六十多个人共同生活的大集团，杀人、放火、强盗、拐歹，各色各样的人才，统通具备。她们打听到我是为着反对东洋人而吃官司，都很不平。有的说：“与其关我们在此地，还不如放我们出去与东洋鬼子拼个命。”我看到她们这种抗敌情绪，简直疑心自己又到了一个新的抗敌集团去了。

    她们都是有良心、有情感的同胞，谁说她们是犯罪者？当真放我出去，我倒觉得有些舍不得她们。

    ——二十六年四月二日，史良于苏州女所。

    （《七人之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