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大会”之后

    央视“诗词大会”第二季播出之时，虽不能说是“万人空巷”，但其收视率之高，在文化类节目中令人刮目相看。人们欣喜地意识到，重拾文化传统，重振民族之魂，已经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诗教”的教师，在为央视节目点赞的同时，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借诗词大会这股东风，把普及、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

    诗词大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借用白居易“根情、苗言、华（花）声、实义”的比喻，将其“夺胎而换骨”，来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背诵是“根”

    现在的普教界有一种值得反思的倾向，那就是过分地强调主观题而轻视客观题，这样做的结果，势必会忽略背诵的重要性。中国的学术史上本来就有汉学宋学之争，简而言之，汉学重训诂，注重的是文本解读；宋学重阐发，注重的是思想发挥。两者各有所长，应该互补。但我认为，宋学应该建立在汉学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你对文本都没有吃透，怎么进行阐发呢？现在似乎是个“宋学”盛行的时代，它的极致，就是一些所谓的文化学者对传统经典的胡言乱语。所以我说这次央视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整个诗词大会的亮点就是背诵。

    对国学，对诗词，就是要先老老实实地背诵，它是学习传统文化的根本，没有这个根，开花结果从何谈起？应该说，这种方法的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传统。我认为，书声琅琅，永远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社会，就应该用“琅琅”的读书声，去压倒“沙沙”的麻将声，“哔哔”的游戏机声。

    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人的背诵能力。历史上“博闻强记”的人多如牛毛，唐代安史之乱中的烈士张巡便是其中之一。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张）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于）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为什么）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于是）诵嵩所读书，尽卷（读完），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其他卷）以试，无不尽然（都是如此）。嵩又取架上诸书（其他书），试以问巡，巡应口（随口）诵无疑（无障碍）。”

    据我的估算，一个人在小学阶段完成背诵《唐诗三百首》的任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知道，《唐诗三百首》本来就是一本“蒙学之书”。

    理解是“苗”

    我的老师陈允吉先生曾经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过旧时私塾里的读书情景：教书先生据案而坐，案上一书一戒尺，书是自己看的，戒尺是用来打学生手心的。开学一个月，教书先生很悠闲，布置给学生的任务，就是背书。某个学生自认为背出来了，就到老师跟前背，一个滞顿，一记手心。罚下去重背。一个月后，大家都滚瓜烂熟了，老师才开讲。这便是“开蒙”的过程。

    此种教学法自有其道理，比起现在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效果不知好了多少。所以我认为，理解就像一棵苗，它是必须长在根上的。但是反过来，根上如果不长苗，那么就只能永远埋在泥土中，而变得毫无意义。这就是背诵和理解的辩证关系。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古诗词更是世界文化中的瑰宝。这同样可以从外国人对它的酷爱中得到印证。我在“文化杂咏一百首”中曾经讲到两件事情：

    其一曰“魅力”：“古道西风韵最佳，剑桥揖别赴光华。两年休学从头学，魅力无边《天净沙》。”其下注云：“英伦学子柏森文，出身贵族豪门，入剑桥法律专业，三年级矣。忽一日，从友人处闻马致远《天净沙》，竟为其景其情所迷。遂休学两年来复旦专攻古诗词。中国传统文化之魅力于此可见一斑。此亦可为一味崇洋，妄自菲薄者戒。”

    其二曰“震撼”：“法兰西有娇娇女，为学中文离故土。有幸解听《长恨歌》，泪飞顿作倾盆雨。”其下注云：“余讲古诗文久矣，某次至《长恨歌》，且读且解，至玄宗思杨之句：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忽有一金发碧眼女郎哭失声，四座愕然，良久乃止。询之，为法兰西巴黎七大之研究生，来复旦进修者。由此知《长恨歌》之震撼力，至大至巨。此亦为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之又一例。”

    我在讲授诗词时，通常会提出“三性”与“三习”的问题。三性是对我自己的要求，即是准确性、实用性、生动性；三习则是对学员的要求，即是预习、复习、练习。其中的准确性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在古典诗词领域，存在着大量似是而非的问题。

    比如说，诗经与楚辞之间到底有没有过渡形态？因为楚辞的艺术性远高于诗经，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这点时间是不可能产生如此重大的飞跃的。这就要求我们用中国文化的二元论来加以解释，也就是中国文化原本是由黄河与长江共同组成的。诗经和楚辞分属两个不同的地域文化系统，两者并不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而两者的最后融合，产生的便是我们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

    再比如，《诗经·硕鼠》的阶级属性问题，教科书上说是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其说大谬。因为奴隶绝对不会把自己参与生产的东西看成是自己的财产的，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所以《硕鼠》只能是奴隶主内部的斗争，即小奴隶主反抗大奴隶主的斗争。诗经中带有反抗意识的诗篇多属此类。

    又比如，唐代三大诗人是谁？我做过调查，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李白、杜甫、白居易。其实这个答案恰恰是错的，因为白居易与李杜相比，明显地差了一个档次。而真正可与李杜匹敌的，只有王维一人。这在历史上乃是一个共识：“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清徐增《而庵诗话》）、“（王维）自李杜而下，当为第一。”（宋许顗《彦周诗话》）、“玄肃以下诗人，其数什百，语盛唐者，唯高王岑孟四家为最；语四家者，唯右丞公为最。”（明顾起经）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还仅仅是诗歌史上比较宏观的问题，对具体作品的理解问题更多。

    创作是“花”

    诗词大会结束后，不少朋友提出今后的大会应该加上创作，或者干脆另搞一个“诗词创作大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以现状而言，全国性、省市级乃至地区街道、企业学校，诗词创作大奖赛搞得还少吗？结果又如何呢？关键在于创作不可能有量化的标准。我一直说，喜欢李白的很难喜欢杜甫，反之亦然。有人说，我两个都喜欢，我说这只能说明你没有入门，是个“菜鸟”。

    创作上的评判标准是永远无法统一的，比如“三曹”的孰优孰劣问题，也是迄无定论。钟嵘的《诗品》，把曹植尊为上品，曹丕列为中品，曹操则是下品。但刘勰则为曹丕鸣不平，他在《文心雕龙》中说道：“魏文（曹丕）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贬）之，谓去植（曹植）千里。然子建（曹植）思捷而才隽，诗丽而表逸。子桓（曹丕）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文帝（曹丕）以位尊减才，思王（曹植）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确论）也。”而近代学者刘永济则竭力为曹操翻案：“唯列孟德（曹操）于下品，以为劣于二子，则不免囿于重文轻质之见。实则武帝（曹操）雄才雅量，远非二子所及。虽篇章无多，而情韵弥厚。悲而能壮，质而不野。无意于工，而自然谐美，犹有汉人遗风。此乃天机人力之分，非可同日而语也。”

    我说创作是花，花是应该长在根苗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整个学习诗词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这个过程中，“知行并举”是十分重要的。知而不行，终觉“隔”；行而不知，终觉“薄”。

    现在，诗词创作很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诗词创作者多达二百多万。但是真正会写的（不是说写得好的）恐怕百不及一。

    这就牵涉到诗词创作究竟为什么的问题。我的观点很明确，创作就是为了传承。我们创作诗词，并不是为了在当今的文坛上出几个李白杜甫，实际上也绝对出不了李白杜甫，这是因为李白杜甫的时代早已过去。当今社会之所以提倡诗词创作，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弘扬我们的中华文明。

    做人是“果”

    学习诗词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做人。这就是所谓的“诗教”。所以在学习诗词的整个环节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便是“果”，便是怎样做人。

    诗歌与为人处世的关系极其密切，孔子就是把《诗经》作为一本教科书的，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提高文学修养），可以观（提高观察能力），可以群（提高与人交往的能力），可以怨（把握批评的尺度）。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又教导自己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可见，诗教在育人树人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诗歌是人们最喜闻乐见、易诵易记的文学样式，从小背诵、天天背诵，自然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有些诗词作品，具有很好的警策作用，是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座右铭的。比如欧阳修的《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这首诗不仅道出了自由的无价，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的“金丝鸟”现象，也是一种警示。

    这类例子举不胜举，的确是需要我们好好学习的。

    （《新民晚报》2.12 胡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