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到康熙五六十年间所延揽的许多欧洲学者,到雍正帝即位之第一年,忽然驱除净尽。一除便除了二百年,这也就意味“西学东渐”的衰落。
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过程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先驱者角色,中国科技亦由此开启了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序幕。
早年的康熙帝对西方科技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先后向南怀仁、白晋、徐日升等传教士学习过天文学、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医药学(如解剖学)等西方科学。他以一国帝王之尊,大大促进了“西学”的传入,由此也积累了对传教士的好感。但教皇格勒门十一世无视康熙帝的态度,两次发布“禁约”与通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祀祖、祭孔、敬天等儒家礼仪。对此,康熙极为愤慨,他指示,所有不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一概驱逐,留用的“会技艺”者亦只可“自行修道,不可传教”。
与热衷于西方科技的康熙帝相比,雍正帝于西学可说“毫无兴趣”。梁启超在论述“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时,就提及“相传当时耶稣会教徒党于皇太子允礽,喇嘛寺僧党于雍正帝胤祯,双方争斗,黑幕重重。后来雍正帝获胜,耶稣会势力遂一败涂地”。
作为西学传播主体的天主教过分干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西学东渐”的衰落。
(《北京日报》2.13 郑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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