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王文华

    清明节，我们去爸爸墓前。我们上香、烧纸钱，火灭了之后，妈妈从黑色外套口袋中拿出一个手掌大的红色小包裹，上面是潦草的毛笔字迹，我只看到“丰乐镇”三个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知道是老家来的东西。 

    家，对我来说是个疏远的概念。回家的路，总比离家的路漫长。

    当兵是第一次真正离家，长年在家中得到的纵容和尊重，瞬间消失。以前一回家就关门，现在睡觉时可以听到一百多种不同的打呼声。以前是爸妈叫你起床，现在是你站完卫兵去叫排长。第一次感到家的可贵。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晚上洗澡时间，蓝色公用电话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些人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一个礼拜一次，我们收到家书。我不再是大少爷了，我是空军的新兵，睡在僵硬的木板床上，失眠到天明。 

    出国念书的那晚，我和爸妈在机场告别。什么时候再见面，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在早上到达旧金山，朋友接我到学校。我领了钥匙，搬进宿舍，坐在自己的房间，打开窗。外面是茂盛的树和灿烂的加州阳光，我终于到了天堂，但那一刻，一向自信的我开始慌张。有一些东西不见了，我们虽然努力用各种方式去找回它，但其实都是隔靴搔痒。 

    在国外，中国学生遵循着农历，想尽各种方式联谊。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我们租下校内的活动中心，举办舞会和卡拉OK。挤在同学家里，麻将打到筋疲力尽。我们包粽子，形状和馅都推陈出新。开国事论坛，有人故意要讲台语。因为寂寞，爱情也变得容易。离家的我们睡不安稳，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别人的体温。 

    出国后，搬家成了常态。到了最后，不常用到的东西干脆放在箱子里不拿出来。我毕业后开始工作，没在一个地方待过一年以上。一九九四年，纽约。九五年，东京。九六年，佛罗里达。在东京，公司在繁华的六本木帮我安排一间公寓。搬进去的那晚，坐在客厅里看到远方大楼顶端的霓虹灯，听着电视主持人兴奋的日文，我的胸口很闷。在佛罗里达，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海滩帮我找到豪宅。我在四个房间之间走来走去，不知道该睡哪里。回到纽约，周末下午在大楼的地下室，注视着烘干机里滚动的衣服。烘完后，我拿出衣服，发现内衣还是国内带来的。我离家好远，整整差了十二个小时。但令我激动的，竟然只是内衣上的标识。 

    离家七年后我回国，一切如常，仿佛我从未远离。家，还是像从前一样，有时给你温暖，有时令你抓狂。家人，没有太大的改变，有时无话不讲，有时要小心轻放。妈妈有时会来我住的地方，帮我烧开水。妈妈烧水时，习惯把水壶里剩的一点点水倒在一个杯子里，再把壶装满生水去烧。她说：“因为烧开的水很烫，几小时之后才能喝。那几个小时你可以先喝前一壶的冷水。”那时我终于了解：家，不是一个特定的地址。任何地方，当家人对你表现出细心、体贴、没必要的担心和无心的贬抑时，那就是家。 

    清明节那天，当我们要离开爸爸的墓地时，妈妈打开手上红色包裹，里面竟然是稀疏的泥土。她走到棺木上方的草地，一撮一撮，把包裹里的泥土撒在草地上：“我回老家去了，带回来一些家乡的土，撒在这，你就等于回家一样了。”

    （《王文华作品集》时报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