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妈妈的新年心愿

    “全面二孩”放开一周年。对于想生却难生的家庭，试管婴儿成为最后的选择，但偏见如影随形。

 

    人山人海的生殖医学中心，扎着低矮发辫、脸上有一点雀斑的兰芳（化名）穿着驼色大衣，坐在一群年轻女子中等待着。

 

    根据她提供的位置和特征描述，我一眼猜到是她，但还是试探着向她发出暗号：“金医生！”

 

    她立刻心领神会，朝我笑笑，起身走来。

 

    暗号的使用，是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金丽教我的，这是她多年与试管家庭打交道养成的习惯。绝对保护隐私，到了像是演谍战片的地步——随访时不穿白大褂、不去家中、不叫姓名，约定地点报暗号，然后进宾馆查看孩子和母亲的健康状况。

 

    中国的试管婴儿技术从1988年起步。据卫计委2016年3月的数据，全国目前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432所，每年完成70万例治疗。

 

    后悔没早点接受科普

 

    45岁的兰芳想生第二个孩子。

 

    她内敛和善，讲话带一点方言，来自广东渔村，家里以养殖海参为业。

 

    这些特征里，唯独年龄是医生们关注的——高龄备孕者在多数医院都“不受欢迎”，因为会拉低医院在辅助生育技术上的成功率。

 

    国妇婴院长、辅助生殖科教授黄荷凤接待了她。据黄荷凤的观察，高龄夫妇在选择做试管婴儿群体中的比例正在上升，已上升至30%-40%。这些人群付出的要比年轻夫妇更多，但成功机率却更低。

 

    在尝试试管婴儿之前，兰芳对这个名词是抵触的。她只想尽一切努力自然怀孕：吃野生的麂子胎盘，抄一切别人说有效的偏方，拜过无数次佛堂……在朋友多次建议下，她去医院听试管婴儿的讲座。

 

    医生开门见山——“大概很多人都以为试管婴儿是在试管里长大的小孩，其实不是。这是一项技术，从妈妈的卵巢内取出几个卵子，在实验室里让它们与爸爸的精子结合，形成胚胎，然后转移胚胎到妈妈的子宫内，使胚胎在妈妈的子宫内着床，妊娠，之后和正常的怀孕过程一样。”

 

    讲座现场，兰芳看到不少人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

 

    她回家和婆婆说“试管婴儿”，婆婆第一反应也是反对，听了兰芳的解释后还是半信半疑。

 

    兰芳说久病成医，几年的就诊后已经了解，不孕的夫妇中约有40%的原因来自男方，另外40%的原因来自女方，还有20%原因复杂，也可能是压力、环境的因素。

 

    但旁观者似乎并不在乎科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在尝试之初，就有闲言碎语传到耳边；她也曾遇到隐瞒亲朋好友来治疗的夫妻、因丈夫畏惧压力而只身前来的女性，还有因男方家人接受不了而被迫离婚的试管妈妈。

 

    目前兰芳在求子路上花费了20多万元。“其实做一次试管婴儿的费用在3万元左右，只是开始我没找到正确方向。”兰芳后悔没早点接受科普。

 

    “我等不起了”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孩子？不止一人问过兰芳。兰芳说，二孩有政策了嘛，想再生一个。

 

    直到2013年，兰芳一家的日子都算有奔头的。儿子刚成年，即将步入大学。

 

    但一起车祸断送了这个家庭最年轻的希望。

 

    “儿子懂事、有礼貌，个子高，很帅气。”兰芳红了眼眶，提起已经失去的那个孩子。“他总为别人着想。爷爷重病，他怕爷爷孤单，每次回家都要绕路先去爷爷家，为爷爷点一根烟，聊几句，再回家。”

 

    决定备孕第二个孩子之后，希望逐渐取代悲伤。那时，兰芳41岁。

 

    也是那时，兰芳第一次注意到，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怀不上孩子。去哪一家医院都是。挂号排队、血检排队、B超排队、领报告排队……在全国二孩政策放开之后，人更多了。《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一篇文章显示：1980年-2012年间，国内初婚妇女的不孕率已攀升至12.5%。而据世界卫生组织评估，每7对夫妇中约有1对夫妇存在生殖障碍。

 

    兰芳经朋友介绍，入住医院旁一家试管妈妈旅馆。那家旅馆住着来自全国各地求子的姐妹。有人因年轻时一次流产造成了不孕；有人因宫外孕导致不孕；有人查下来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不怀孕；有人在选择试管前动了多次治疗手术，宫腔镜、腹腔镜，吃了很多偏方但依然无效，“最贵的偏方是6200（元），那80多岁的老头说包怀，不怀就退钱。一年没怀去找他，人已经死了”。

 

    旅馆老板也是试管婴儿母亲，她会做有营养的伙食，还为入住的姐妹们建了微信群“好孕团”——“好孕”，是这个群体最有默契的祝福语。

 

    兰芳很快和一位同室姐妹熟络起来。对方刚做完胚胎移植，不便举手晒衣服，她抢过去帮忙晾。

 

    求子群体环境里呆久了，几句话就能生出感情，大家都是同命相怜，兰芳说。

 

    而让她最焦虑的是，在几个类似的病友群中，她都是年龄最大的，她要与时间赛跑。

 

    她有次在一家医院做宫腔镜检查，听到一位女子和医生吵起来。医生说，检查必须是经期一周内做，但女患者过了一天，就要她下个月再检查。

 

    女子央求医生：“一等就是一个月，就帮我检查了吧！”

 

    医生说：“生孩子是一个月的事吗？”

 

    女子就哭了：“我等不起了，我今年39岁了！”

 

    没“中奖”的人

 

    兰芳曾经离希望很近。

 

    2014年初，兰芳做第2次试管婴儿，才终于彻底明白自然怀孕和试管婴儿的关系，也终于不会把腹腔镜和宫腔镜搞混。

 

    试管婴儿技术的原理不难理解：

 

    20岁到40岁左右的健康女性，每个月有10多个基础卵泡，在激素的控制下，有一个将长成成熟卵泡，被卵巢排出，被输卵管的伞端捡走，在12小时到24小时内等待遇见精子。如果相遇，就有可能受精；若错过，卵子就将死去。

 

    兰芳第一次做的时候只配成了1个受精卵，62分，旁边的姐妹要看结果，她捂着不让；第二次配成了3个，一个100分、一个90分、一个不及格，才算有了点底气。

 

    所谓“开奖”就是移胚后第14天，去医院看是否怀孕。有人拿到报告先塞给旁人，通过别人表情判断再看结果；还有的打发丈夫来看“成绩”，自己坐在医院对面的餐厅祈祷。“中奖”的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中奖”的有人当场就嚎啕大哭，也有沉稳的会上前抱抱“中奖者”，“沾沾喜气”。

 

    第2次试管，兰芳“中”了。医生诊断怀孕。她一夜未眠，甚至想好了宝宝的名字。但随后几天，试纸颜色变淡。医生告诉她，是生化妊娠，属于一种早期的自然流产。

 

    兰芳有位同期的姐妹，曾配成10个优质胚胎。用其中2个成功怀上双胞胎后，小姐妹就不想继续冷冻剩余的胚胎了，毕竟一年要交2000多元。

 

    兰芳悄悄问小姐妹，“可不可以送我一个？”小姐妹说：“医院不允许啊，否则我也愿意！大家都是同命人。”

 

    其实兰芳自己也知这是违法，但还是耿耿于怀。

 

    “可是即使送你，你生下的孩子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啊。”我问她。

 

    “那有什么关系，自己生的，都会像的。不是说领养的孩子都慢慢会长得像领养父母么？”

 

    在“好孕团”群里，一位妈妈把纪伯伦的诗句粘贴过来：“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    

 

    虽然金丽告诉兰芳，抱着宝宝回家的概率不到5%。但兰芳依然对这一次尝试充满希望。她列举了很多好兆头——比如第一次预约就约上了院长级别的专家，遇到的两位医生都特别善良。

 

    兰芳在受访之后就踏上了从上海回老家的动车，说要好好准备，开打最后一仗。

 

    回家的第一件事，她就去擦拭了儿子的房间，那个仍保持原样的房间。她期待着房间迎来它的新主人。

 

    (《解放日报》1.1 王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