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于不变“战国”之术

    在秦汉之际，对商鞅的评价毁誉不一。赞之者谓功高百代，贬之者谓遗臭万年。对商君的肯定评价，往往集中在对他经济与军事上的成功，而对他的否定评价，则又集中在他的严刑峻法苛刻下民。

    “战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基本诉求就是国之强大能战，即使其有历史合理性和相应的道德依据，那也是因为处于列国纷争的条件之下，而有“战时”的特点。而一个王朝，则必须立足于人民的幸福，所谓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前一句是一个王朝的道德立足点，后一句是一个王朝的命运立足点。所以，作为战国之一的秦国，其在特定时期的权诈奸谋以及对人民的全面剥夺，至少绝不可以延续到“战后”，不可以延续到天下一统的王朝时期。这就是秦十六年而亡的原因——它没有及时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改变自己的历史形象，履行自己的新的历史使命。

    不变“战国”之术，是秦亡的根本原因。而今天，那些还在鼓吹秦朝的人，往往认为商鞅的“法治”思想有现代元素。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就治国需要法律这一点而言，岂但法家，儒家、墨家都无异议，所谓儒家纯任教化迂腐无能，法家依法治国功绩斑斑，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儒法之争的实质根本就不是什么要不要法律的问题，孔子本人还做过大司寇。

    对商君否定也好，肯定也罢，关键还得思考一下商君本人为何竟成了人民公敌，而秦国在统一六国后又顷刻土崩瓦解。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国家的道德立足点是人民的幸福还是自身的强大？或者说，强大国家的道德目标是什么？是自身的战无不胜（包括对外战争和对内镇压），还是为了给人民提供幸福的保障？

    我的结论是，一个人也好，一种体制也好，不管在经济或军事上暂时取得什么成绩，只要他(或它)侵刻下民，不给人自由，否定人的尊严，用马克思的话说，“践踏人，不把人当人”，那他(或它)就只能是人民的公敌。

    （《中国青年报》2016.12.29 鲍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