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治文化”为中心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19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真谛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礼治文化”为中心，以“名份论”和“才德论”为基本点。

    《资治通鉴》第一篇“臣光曰”就奠定了全书的理论基调。司马光指出，作天子的最大的职责就是维护礼的神圣性。而恪守礼的关键在于维护名分的合法性。“礼”就是传统社会的纲常，“分”维护的就是统治的合法性，“名”则是安定政治秩序的关键。“名”是身份的表称，“分”是欲望的限度。有什么样的身份，就只应享有什么样的待遇。“名分”就是一道无形的藩篱，它告诫社会各阶层：千万不可超越礼。

    概而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维护的是一种差序格局，司马光认为“礼”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法宝，礼乐教化、纲常名分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

    礼治的践行有赖于为政者才能和德行的匹配。为此司马光提出了自己的才德论。司马光认为“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论之曰贤明，于是容易看错人。由此司马光指出了一个让人沉重的历史现象：“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司马光指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资治通鉴》开篇所记载的三家分晋的历史背后，恰恰就存在着一个才大于德的典型人物智伯。所以司马光在其第二篇“臣光曰”中就提出了一个貌似很极端的用人观：“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学习时报》1.11 丁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