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背后的故事

    1969年7月，知青任毅收到留城同学郑剑峰给他的一封来信。原来，郑剑峰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一段熟悉的曲调。他立刻告诉任毅，莫斯科广播电台播你的《知青之歌》了，你留心听，估计要出事了。

    任毅一个人在知青屋里面，偷偷地把收音机短波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频率上。果然，悠扬的音乐响起来，《南京知青之歌》改成《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配上小乐队伴奏：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辞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任毅听到“敌台”播放自己的歌，吓出一身冷汗。

    他是66届高中生，有两个高考志愿，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可是，“文革”一来，任毅的大学梦破碎了。1968年12月，他和南京五中同学一起下乡落户到江浦县。有一天，插队同伴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农民有农民的歌《社员都是向阳花》，我们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一首歌呢？任毅啊，你回去写一下吧！”

    茅草屋昏暗油灯下，任毅想起了一首抒情曲的旋律——《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塔里木河两岸，是辽阔的国营农场，我的第二故乡。啊！清清的河水映照着灿烂的霞光，绿色的林带环绕着我的家乡。”任毅以对故乡眷念、对前途迷茫的复杂心态，在这个曲调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谱写了一首歌《我的家乡》，添上副题《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署名南京市第五中学集体词曲，还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

    麦收季节，皎洁月光下，任毅用吉他弹唱了《我的家乡》。大家找到一个宣泄的渠道，纷纷传抄歌谱。从南京回江浦的船上，任毅听到几个知青在唱这首歌。“原来我的歌词是‘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因为我们是小知识分子，革命的脚步不会那么踏实的，脚步始终是一深一浅。我是用‘深浅’这个歌词。但是，他们却改成‘生活的脚步深陷在偏僻的异乡’。人‘深陷’进去了，那你不就反动了吗？”

    1970年春节前夕，大批知青回上海探亲。普陀区返乡知青在里弄和学校传唱《知青之歌》。有些政治嗅觉比较敏感的人，把这个事情反映到普陀区革委会，上海市革委会把“阶级斗争新动向”汇报到北京。张春桥、姚文元对这首歌专门作了批示：“要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

    元宵节之夜，任毅住的农屋外面出现几道强烈的手电筒光束。几个军人荷枪实弹，破门而入，铐子在手里嘎啦嘎啦作响。那天夜里很奇怪，狗也不叫，农民不敢开门，透过门缝，看着知青任毅被带走了。任毅到了南京娃娃桥监狱，逮捕证上签的日期是2月19日。

    南京街头大批判专栏，开展对《知青之歌》口诛笔伐。歌曲描写家乡美丽是煽动知识青年不上山下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燕雀的啾啾哀鸣；“金色的学生时代”是为旧教育路线鸣冤叫屈；“未来的道路”散布悲观情绪；“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渲染农村劳动艰苦；“沉重地修地球”诋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憧憬的明天”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知青之歌》竟然“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

    1970年5月24日，任毅被当时的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批准了。那年，任毅22岁。还差最后一道程序，就是要报江苏省军事委员会批准。

    许世友将军仔细看完案卷后说：“一个知青娃子，才二十来岁。又没有前科，怎么能说杀就杀？”当即批示：“该人年轻，个人历史简单，清白。没有死罪。”大笔一挥，枪下留人。最后由建邺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判了任毅十年。

    1978年，任毅决定要上诉，为自己翻案。此时，拨乱反正是当口。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知道这个案件，做了批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平反释放。”然后，将此案作为受“四人帮”迫害的典型案例：一个青年学生，仅仅是写了一首《知青之歌》，而遭到残酷打击。1979年1月4日，南京建邺区法院宣判任毅“无罪释放”。至此，任毅服刑还差45天，就满9年了。

    （《解放日报》2016.12.29 冯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