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治家之道

    刘基，字伯温，明代青田县（今温州市文成县）人，元末明初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大明第一谋臣，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伟人。刘伯温相继出任太史令、御史中丞、弘文馆学士，并首任考试官。任职期间，他为明朝制定了系列典章制度，制定《戊申大统历》，确定历法；参与《大明律》的草创、奏立军卫法，加强军队制度建设；复兴科举，辅弼明王朝人才培养和选拔等，被誉为“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

    刘伯温是一位通“天地人”的全才式人物，他的思想承接先秦文化之传统，融会百家，并开明三百年风气，而他经世治国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郁离子》中，并著有《诚意伯文集》20卷。

    中国文化向来“家国同构”，治国之道与治家之道是相通的。家、家族、国家，从组织结构看皆以宗法体系为统领；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角度看，则都是以“修身”为根本，目的都在于化民、成人、为善。

    蒙学养正 择业察性 诚意成己

    治家之道的根基在于“修身”。所谓“修身则成己”，成己不单单指道德规范的修养，还指向成就自身天性的成长。我认为，这个“天性”指的是《易经》里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里的“天命”，与《中庸》所记载“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中的“天命”异曲同工。刘伯温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其思想中多次强调尊重天性，尊重人性和物性。《郁离子·灵丘丈人》《郁离子·天地之盗》里用蜜蜂和粱稻等动植物的习性做比喻，来说明顺应天性才能取得丰收。

    刘伯温一生经历“四落五起”而后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实现自我价值。年近半百之际，他明确自身定位要成为一位谋臣，《郁离子》记载“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表明了刘伯温对自我价值的正确判断。

    “尊重天性，修身成己”的人生理念，同样体现在其族谱家风家训中，其家训提倡“蒙业当豫，蒙学养正”。现藏于温州市图书馆的《彭城刘氏宗谱》记载，“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论语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故有胎教而生文王，三迁而成孟子，凡吾子弟，稍能知觉，为父兄者豫为择师傅，严交游，以豫养之，纵不能如古之圣贤亦庶乎无匪僻之虞矣”。这里一方面体现刘伯温重视蒙学，重视启蒙教育对人养成良好品质的重要作用，蒙以养正指的是“蒙学”要开启孩子的天性，才是养正之功夫。

    刘氏家训中还提到“择业察性”的理念。根据个人资质和天性，有些人可以从事儒学研究，而没有这方面天性的人，即应根据自身特点，从事农业、工业或商业，各得一技，既可以谋生，也可以安心立命。

    如何“开启天性，修身成己”？刘伯温开出了药方——成己见性。古代有道家读经养气的记载，也有儒家“诚则明，明则诚”的说法。《中庸》中记载：“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我认为，刘伯温比较倾向遵循“诚则明”的取向。明什么，明白“道”，明白自己天性和天命。“诚”则是联通天道和人道的桥梁，是完成“天人合一”的关键。刘伯温的一生就是践行“诚”哲学的典范，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都无法改变其使命——立足民生、谋求救时之政，这也是其死后被封“诚意伯”的原因。

    和家睦邻 仁爱兼济 孝友当行

    成己身修而后家齐。从齐家之“齐”本意看，  ，“禾麦吐穗上平也，象形。从二者，像地有高下也，禾麦随地之高下为高下，似不齐而实齐”。齐家，把各种不同个性，因各种因缘的人聚在一起。如同禾麦之成长，虽天资秉性不同，却又能人人自在长成和谐共处，谓之“齐家”。修身之所以是齐家的根本，是因为个体都能成己了，那么，家自然就“齐”了。但是，现实中可能存在名权利色等诸多诱惑，出现“天性蒙尘”的情况。故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长此以往“道”“德”很容易被现实湮没了。

    家以和为贵，“和”有别于“同”，强调异质相济相协，从而使事物生生不息。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地万物之间以及社会、人群之间应达到和谐状态，认为和谐是一种需要经过异质激荡甚至冲击过程，然后才会达到融会贯通。但和谐绝对不等同于“同”，要达到和谐，则是要顺物顺人之性。在社会构筑过程中，儒家更强调选举贤能之人，用伦理、礼制、王道、仁政使社会达到和谐的目的。

    家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要养德为先，遵道而行，尊重和成就每个人的天性。在《郁离子·鲁班》记载刘伯温的观点，“德生力，力生于德……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为能得群力”，意思是说家族、家庭都能尊重每个人天性成长，并且能够形成合力的话，这个家庭怎么会不兴旺呢？刘氏家训里也很大程度上体现这一理念，比如慎言、惩忿、窒欲便是修道养德的方法。

    刘伯温主张无论对待族人、奴仆、邻里皆不以冲突为上，必须善待并保持以和为贵的交往方式。家训中对待婢仆的要求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饥寒不失其养，役使不求其备”。从中看出刘伯温提倡尊重人格的理念。

    遵道而行应用到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处理上，一个重要方面即应尊重妇女。《易经》记载，“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乾卦，代表天，代表男人；坤卦，代表地，代表女人，两者只是代表不同的位置和指向，并无厚此薄彼的意思。而“天尊地卑，男尊女卑”中“卑”字用甲骨文书写也只是一只手托着“甲”字，指的是地位处下方，但绝不是卑贱之意。

    善父母为“孝”，善兄弟曰“友”，仁爱兼济则是成己爱人，自然也属于善父母善兄弟的范畴。孝友当行的提倡，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以人伦和礼仪来规范人们所谓道德行为的社会氛围所提倡的；另一方面“尽孝道”也是连接自己血脉之根的途径。从历史的长河看，一个家族就好比一棵大树，每个人都是这棵树上一枝一叶，“尽孝道”将让自己与家族的血脉相连。“尽孝事亲”有四大层次：一是衣食无忧，二是顺心承欢，三是养志立身、光大门楣，四是点化心境、离苦得乐。在我看来，其中核心应是养志立身。刘伯温在《养志斋记》开篇曾写道：“事亲莫大于养志，孟子之言至矣”，“人知爱其身不爱其亲为不孝，而不知爱其亲不爱其身亦为不孝”。由此可见，刘伯温的孝道观也是遵循天道的写照。

    行教化 立规制 理家业

    社会要遵道而行，养德为先，还要行教化立规制。这一思想同样适合用于治家之道。家族要和谐兴旺也应走此之道。

    刘伯温在元朝当过儒学副提举，在明朝为太史令、御史中丞、弘文馆学士，复兴科举，向来非常重视教化工作。他认为“教，政之本也”，治理国家，教化应为先，教化工作不单是学校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情。对地方长官的考核内容，最重要的就是看他的教化工作做得怎么样。

    刘伯温主张大力兴办学校和社会义学，在元朝写过很多提倡私塾的文章；在明洪武年间，他几乎每到一处就兴办学校。即便是着手刑法法制建设时，刘伯温都坚持把教化放在首位“以政弼教”，“好生虽圣心，明刑亦王政”。刘伯温追求务实教育、经世致用，他重视教化的理念同样体现在其家训里，他认为建家规修家谱本身也是行教的表现。

    除此之外，刘伯温行教化思想并未停留于此，因为他看到人的善根性有可引导的一面，也看到了人的欲望可能导致不善的一面。他曾指出，造化造就了人的欲望，所谓的“气”动和“情”发是受“人欲”所牵制的。刘伯温深知不同的人对欲望的认识不同，个人素质千差万别，因此要制定法度、制度进行管束，从而提出了构建社会良性运行的总体构架：“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这一社会构架设想自然也适用于家族建设，当然家族、族规体制不同于政刑，家族建设需要更多讲仁爱，然后修身成己、仁爱兼济、立教化外。然而，制定家族规制加以管理也存在必要性，对顽劣子弟要“警之以威”。

    道德为药方，体制规制为法，人才为药。在《郁离子》里，刘伯温用二三十则寓言故事来表达他的人才观。他主张要善于识才、辨才、养才、安才、用才，并且提出了作为智者的人才所应具备的品质和心态。他认为，智者要识时势，不作无谓牺牲，要有识主之能，要明了自身生存环境；智者还要看清人性之恶，不为财或名所困。在家族建设范畴中，“人才为药”是指家族需要领头羊来统领族人，使他们保持彼此间的和谐合作，又不失其统。

    刘伯温家族家训中明确量入而出，勤俭生财之道；提到“赋役当供”，有田则有赋，有身则有役，自古不免；规定“恤孤寡”“济灾贫”，不趁火打劫，不做损阴德之事，奉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蒙业养正、择业察性、诚意成己为治家之根基；仁爱兼济、孝友当行重在成己为仁而后达人爱人，强调顺性而为，以德合群力而生生不息。这些理念正体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是为治家之方；而行教化、立规制当为治家之法；统领有德之人为治家之药，树立“理家业立门户”观念，尽社会责任，是将家族与社会的融合相连的做法，所有这些理念和做法构成了刘伯温的治家之道。

    （《光明日报》2016.12.29 俞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