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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陈映真时，妻子陈丽娜多称呼他原名“永善”，“映真”原是他早夭兄长的名字。陈映真留下遗言，希望将骨灰撒入黄河。灵堂没有哀乐，而在播放他朗诵小说《铃铛花》的录音。临近尾声，悼念者们合唱起《安息歌》。
《铃铛花》的故事发生于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安息歌》则是诗人成幼殊的作品，1945年为昆明“一二一”惨案而写。“白色恐怖”时期，《安息歌》流传于台湾部分监狱。有的囚犯被押往刑场，牢友为之吟唱：“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
2016年11月22日下午，陈映真于北京去世，享年80岁。台湾作家吴念真悼念：“就像独行在暗黑寒冷且不知所终的山路上，少数仅存的灯光又熄掉了一盏。”一次访谈中，陈映真说过：“文学毕竟要给失望的人以希望，给受到耻辱的人以尊严，给挫伤的人以安慰，给绝望的人以一点希望的火星。”
2006年6月，陈映真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来北京担任客座教授，计划开办关于台湾文学等课题的讲座。本来计划11月回台湾，参加纪念友人的画展。然而9月26日，他在北京住处摔倒，而后两次中风。他做过几次心脏手术，身体状况不佳，经中风打击，语言能力受损，仅左手可以写字，再未完全复原，生命几度垂危。
在陈映真生命的最后19分钟，好友曾庆瑞托着他的手。曾庆瑞、赵遐秋夫妇两人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与陈映真保持了26年友谊，并把反对“文学台独”当做共同事业。在陈映真中风前一天，曾庆瑞陪他聊天，他们俩谈了两件事。
其一，以陈映真200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忠孝公园》为主。“在台湾，无论哪方面都非常有代表性。象征或影射的意义，比其他任何一部小说都要集中，很尖锐鲜明。”曾庆瑞说。小说里，台湾人林标于1944年被征入日军参战。他内心抵制“皇民化”，报到时却被宣布为日本国民，与日军一同经历残酷战争。日本战败，他突然成为战胜者。1970年代，他与一起被征入日军的台湾老兵要求战争赔偿，却因丧失日本国民资格而遭驳回，台湾当局又不愿出面。经历了台湾人、日本人、中国人的几重身份转换，林标至死也没弄清“我是谁”。陈映真曾告诉赵遐秋，写到最后，他内心痛楚，头脑空白，精疲力竭地呆坐在书桌前。
其二，是陈映真和陈芳明的“二陈论战”。陈芳明被视为“文学台独”代表人物，陈映真先就他的文学史观加以批评。1984年到2001年之间，他们至少有四次重大论战。
曾庆瑞和赵遐秋夫妇，经常承担外界和陈映真的纽带工作。陈映真老友寄书来或询问病情，往往要通过他们。他们还记得，亚运会开幕式后，去和平宾馆拜访“统联”秘书长钱江潮。钱江潮叫人把陈映真找来。陈映真高高大大的样子，兴致很高，显得格外喜欢与大陆知识分子聊天。在陈映真返回台北前夕，夫妇俩带着小女儿曾子墨去饭店看望陈映真，一同吃月饼过中秋。
陈映真性情直率，有时执拗。赵遐秋常劝他，做大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想办法去缓解矛盾。1985年11月，陈映真创办《人间》月刊，尽管只坚持了47期，影响却很深远。创刊号刊登了对香港影星钟楚红的专访。钟楚红谈到社会、文学、电影和性别等议题，并表示不解：台湾“不重视真正有创造力、有才气的人，对这些人不支持，甚至于嘲笑、轻视”，只因他们不会赚钱。
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大陆，按作家王安忆的回忆，是在1989年与1990年相交的冬季。“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在长文《英特纳雄耐尔》中，王安忆写道。
追悼会当天，王安忆去八宝山向陈映真告别。1983年，她与母亲茹志鹃、作家吴祖光，在美国爱荷华第一次见到陈映真。他们也是陈映真面对面见到的第一批中国大陆作家。王安忆与陈映真一见如故，但并不完全理解对方的观念。陈映真曾耐心讲解，工业化、资本化的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可怕危机。而她“却越发火起，觉得他享了个人主义的好处，却来卖乖”。
时过境迁，王安忆后来写道，因为与陈映真相遇，使她“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文中，她提及：“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持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
（《南方周末》2016.12.15 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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