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文物的回家之路

    北京时间12月14日晚上8点，法国巴黎德鲁奥拍卖行精选之重器——清乾隆“乾隆御笔之宝”玺开拍，在经过多轮竞价之后，由中国买家、温州商人杜圣博以1750万欧元成交价获得，加上佣金后21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超过1.6亿元。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共有1000万件左右。流失在海外的国宝级文物何时才能结束流浪，全部回归祖国的怀抱？这或许是一个历史的疑问。

    温州商人杜圣博，现年45岁，2000年开始在广州接触古玩。十几年的从业生涯让他编织了一张海外古玩买手网，“通过联络这批人，一张海外收购古董的网就织好了，而且网眼越来越密”。

    “此次拍卖消息是两个月前得知的，我当时让法国买手拍下这枚玉玺的局部细节，并对它的印谱做了专门研究，经过一次次比对，发现印章和印谱的误差仅有0.1厘米。这让我确定了玉玺的真实性。”当时杜圣博的想法就是，不管多少代价都要拿下。

    “玉玺的起拍价为50万欧元，每次最少加价5万欧元。虽然拍卖行的预估价在100万欧元以下，但在我和一些在场的收藏家看来，玉玺的收藏价值远远高出这个价格，所以在整场叫价中，大家对价格都是紧咬着不放。”杜圣博回忆，当时最想得到这件拍品的，是几个欧洲收藏家。

    经过多轮叫价，这枚玉玺最终顺利落入杜圣博的囊中。面对1750万欧元成交价，有人赞扬他“为国争光”，也有行家表示，价格有些虚高。但杜圣博毫不在意。这块玉玺是杜圣博拍下的最高价藏品，目前打算作个人收藏。“但在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很愿意将它拿出来捐献给国家。”

    其实，在追索海外流失文物这条路上，国家拨款、外交施压、无偿捐献……不同阶层的爱国人士都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国家出资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国际海外文物的回流，有90%是靠回购，即机构或者个人参与国际市场上的商业拍卖，将文物买回来。

    新中国首次回购文物发生于建国之初。其时，大批文物流入香港，遭到国外文物贩子觊觑。1951年，文化部为此成立了“秘密收购小组”。在国家文物局长、著名学者郑振铎推荐下，徐伯郊担任小组负责人，独挑大梁。

    徐伯郊抢救回来的第一批国宝是“二希帖”，即乾隆皇帝所藏“三希帖”中的王珣《伯远帖》和王献之《中秋帖》。辛亥革命后，“二希帖”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世五所收，后被其子郭昭俊带到香港，作为向某英国银行贷款的抵押品。郭昭俊因为还不起贷款，银行打算将“二希帖”拍卖抵债。徐伯郊得知消息，一面将郭昭俊稳住，一面利用在银行界的人脉，疏通英国银行，答应由他偿还郭昭俊的贷款，并由自己出面担保，将抵押在那家银行的“二希帖”取出来。

    徐伯郊将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国家派出王冶秋、马衡和华东局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徐森玉三人对“二希帖”进行仔细鉴定，确定是真迹无误后，立即当场议价，最终以35万元港币的价格成交。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是一笔天文数字。

    此后，徐伯郊又积极促成“宝礼堂珍藏古籍善本”的胜利回归，并动员张大千将其所藏《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等国宝“半卖半送”，归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随着时间进入21世纪，国家文物局设立“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每年拨款5000万元人民币，用以购买具有代表性、文物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

    民间回购

    随着中国私人收藏热兴起，中国修订了《文物保护法》，允许私人收藏艺术品。这一藏宝于民的政策，促使了海外文物回流潮流。2015年5月17日，河北省博物馆接受了收藏家郭鹏的捐赠，完成了一尊唐代汉白玉佛首与馆藏佛身的合璧。

    这尊唐代残佛像是2006年在南宫县后底阁村出土的，当时发现佛身缺失了佛首。佛像在2014年于河北省博物馆展出时引起了郭鹏的注意。“那尊唐代白石佛坐像没有佛首，印象非常深刻。”郭鹏回忆说。

    不久之后，郭鹏在日本的一个收藏家那里看到一本图册上有一尊佛首像，感觉有点像河北省博物馆中自己看到的那尊唐代白石佛坐像上遗失的佛首，他为此赶赴日本，通过朋友的关系看到了佛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郭鹏说，购得这尊佛首实属不易，“日本收藏家是一位老人，起初他并不愿意出售这尊佛首，最终也是靠身首合一的理由说服这位收藏家的”。

    2015年2月，郭鹏带着佛首来到河北省博物馆进行比对。后经河北省文物鉴定中心专家组鉴定，该佛首与佛身确为一体无疑。郭鹏于是做出决定，在国际博物馆日前一天，将佛首无偿捐赠给河北省博物馆。

    在民间回购国宝的大军中，经常能看到保利集团的身影，尤其是在2002年，保利集团以3000余万港币的价格从佳士得拍的圆明园牛首、虎首、猴首，引发公众热议。

    然而，这种由民间回购的方式也引发了争议，有专家认为此举抬高了回购价格。仅以青铜兽首为例，上世纪80年代一只兽首最高成交价只有25万美元，而保利集团回购的三个兽首平均价在1000万港元以上，后来马首的价格更是飙升至6900多万港元。

    此外，法律界人士也表这了对民间回购来的文物的合法性的担忧。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霍政欣认为，应该禁止或者至少不鼓励国有机构参与非法流失文物的拍卖，对国有企业回购的行为也不应该提倡。“如果国有文博机构参与非法流失文物的商业拍卖，会给外界留下中国对这些非法流失文物合法性认可的证据，在法律上对今后的追索不利。”

    外交施压

    在出资回购之外，国家还可以利用国际影响力，通过外交途经有礼有节地讨要流失海外的国宝。

    1988年6月4日夜，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二层中的9件顶级文物遭遇失窃，其中尤以在战国一号墓中出土的青铜敦最为珍贵。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公安人员进行了几个月的排查，可依旧找不到战国青铜敦的下落。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当年11月中旬，一位美籍华人文物专家向国家文物局透露：在纽约索斯比拍卖行的秋拍名录里，有一件极像屈原纪念馆失窃了的战国青铜敦。

    经过文物专家对战国青铜敦留存的资料和索斯比拍卖文物的相关信息的比对，确定即将拍卖的文物就是我国失窃的那件。1988年11月26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致电美国，要求协助中国警方追回战国铜敦。

    消息一去如同石沉大海。眼看拍卖会举行在即，11月28日，新华社各驻外分社和国内各大新闻机构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美国索斯比公司计划明天拍卖的一件我国铜敦，是今年6月在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失窃的中国文物，希望索斯比公司暂停这一珍品的拍卖……”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索斯比拍卖行不得不取消战国青铜敦的拍卖计划。但索斯比拍卖行并不愿意轻易将文物交还，他对我驻美机构提出要求，只有在中国方面能够提供证明该铜敦的所有权属于中国的详细材料后，索斯比拍卖行才能与其委托人一起，以捐献的形式把铜敦归还中国。

    此后，我国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与国际刑警组织中心局及美国驻华使馆进行了频繁联系和交涉，提供了包括战国青铜敦的资料以及盗窃案告破后犯罪嫌疑人的供词等完备材料，最终于1989年端午节前夕让这件青铜敦重新回到它的故乡——秭归屈原纪念馆。

    “战国青铜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通过外交途经追回流失国外的文物。1998年，又从英国成功追索3000多件走私出境的中国文物；2001年，从美国成功追索被盗掘的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2008年，从丹麦成功追索156件中国出土文物。

    无偿捐赠

    文物回流的另一种方式是由国外收藏家无偿捐赠，不过这种回流方式并不常见。

    继2002年牛虎猴三首回归之后，2013年，法国皮诺家族将青铜鼠首和兔首无偿捐赠给中国。在此之前的1993年，美国国际集团友邦保险公司创办人斯达先生的基金会，从法国收藏家手中购得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西侧铜亭宝云阁流失的十扇铜窗，随后无偿送还中国。

    无偿捐赠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是带有附加条款的。比如山东博兴县1994年被盗的北朝菩萨立像，这尊立像于2000年出现在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展览中。经过一年左右谈判，美秀博物馆同意把文物无偿地返还给中国。不过，当时美秀博物馆迎来建馆70周年的活动，中国同意其延展几年。2008年1月，这尊菩萨立像在完成日本长达7年的借展后，终于得以回归祖国。

    （《周末》12.22 芮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