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在李庄

    ■吴画成

    仲冬时节，天气日寒。四川宜宾的古镇李庄，寒意愈发浓了。

    想到1940年冬天，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林徽因带着家人——她年迈的母亲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到达李庄。李庄的林徽因，不是我们在常见的那些文学与影视作品里所看到的林徽因，既无关“人间四月天”，也无涉“太太的客厅”。但这个林徽因，甚至比多年后作为国徽设计者之一的林徽因还要值得人回顾。

    一

    林徽因是作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一员，从昆明迁往李庄的。这已经不是她和家人的第一趟逃难路了。他们最初从北平辗转到长沙，又从长沙的空袭废墟里逃往昆明。1940年，日军把注意力放在了昆明，空袭愈加频繁。几经波折，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决定去李庄落脚。

    中国营造学社，这个主要从事中国古建筑调查与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由曾代理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朱启钤于1930年倡导创办。之所以称“营造”而不用“建筑”，如朱启钤所说：“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抉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艺术无不包括。”

    营造学社是篇大文章，从抗战前到抗战后，它的兴衰成就与参与的人物，许多都值得特意书写。而战乱中，又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篇章。梁思成、林徽因可算是营造学社坚韧的象征之一。

    因为梁思成行前染病留养，林徽因带着老幼随中研院史语所先行出发。从昆明迁往李庄，翻山越岭，渡河过江，一路艰辛自不待言。幼子梁从诫后来回忆：“这条路线，即使今天坐卡车拖儿带女跑一趟，许多人恐怕都吃不消，何况六十年前！当年，没有父亲同行，这一路对于身体本来瘦弱的妈妈是怎样的艰苦，我简直难以想像。”

    此时，小小的三千多居民的李庄，已容纳了同济大学等文教机构的上万人，营造学社只能在郊外的月亮田找到一个小院落栖身。梁思成之女梁再冰多年后回忆：“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从此，母亲就卧床不起了。尽管她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父亲做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常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二

    人唯有在磨难中，能见出坚韧。在那离乱的岁月里，营造学社寥落的同仁，在李庄艰苦的生活中，依然努力做着自己挚爱的工作。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值得钦佩的同仁们，在月亮田的简陋院落里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等一批业内经典著作。

    梁思成在写给朋友、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夫妇的信里说：“……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干工作而感到高兴。”

    1942年冬天，费正清到李庄探望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后来回忆时感慨：“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至抗战胜利时，林徽因又在病痛中写完《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战后复员时期，房屋将为民生问题中重要问题之一。”

    此时，再回头看当年朱启钤为定名“营造”所作的阐释，尤为让人感慨。一群专业知识分子即使在艰难时局中，对自己的专业工作仍矢志不渝。“在传统的血流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营造”背后，能够读出太多家国之念。

    （《人民日报》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