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变与不变

    粗略算来,自1987年在《人民文学》有正式文章发表至今,刘震云走过整整30年。有人说他变了,有人说他没变。若要往心窝里看,或要他自己说,还是那个底色。

    从乡村青年到“段子手”

    “我是一个简单的人。一个把复杂变简单的人。一个不爱占别人便宜的人。一个不啰嗦的人。总而言之,是个老实人。”镁光灯下的刘震云神态从容,台风端正。对于多年前跟刘震云打过交道的人来说,似乎很难从今天舞台上那个侃侃而谈的“段子手”形象里找到他年轻时候的影子。

    那是一个寡言腼腆、低着头沉默、不知所措的乡村青年。没有名气,无人关注,没有钱,除了会写点东西几乎一无所有。贫穷饥饿的童年,曾一度成为刘震云视野和心灵的束缚。直到十几岁时,他的梦想仍是到镇上当一名厨子。这源自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有次家中来了客人,时到饭点,却没有东西招待。刘母让丈夫到镇上餐馆赊馒头,家中八口人外加三个客人,刘母却特意交代只赊三个,因为再多无力偿还。刘父嗫嚅着去到餐馆,却遭厨子羞辱。从此三个馒头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父亲身上。“所以我想当个厨子,我父亲如果到我的饭馆赊馒头,甭说三个,三十个我都给他。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理想。”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难有一份侃侃而谈的心境和勇气。哪怕是对着家人,当着邻居,早年的那个刘震云也是活在自己的生活空间里。再后来,也许是为了刻意保持一名旁观者、局外人的冷静，刘震云特别喜欢独处、喜欢冥想。他不情愿跟人打交道，除非同“小人物”攀谈。

    他没事就爱去工地、厂房、菜市场这些地方转悠。每当遇到修鞋的大哥,修车的老大爷,逮到卖菜的大妈大姐,就要聊一番。有时赶上农民工在吃饭,手里拿着馒头,一旁摆着菜叶豆腐。刘震云问,你们喝啤酒吗?他们说,想喝呀,但太贵了,省了吧。刘震云就跑到冷饮摊,拎上一打冰镇啤酒,同他们一起喝,数落着家长里短,聊个痛快。

    写作是为了“说得着”

    说起来,连他自己都纳闷儿,十多年来停不下来地写,夜以继日地写,那么着迷是为了什么?这或许可以从《一句顶一万句》的一个片段里头找到端倪。

    牛爱国和庞丽娜到民政局办结婚登记时,前面一对中年夫妇刚办完离婚手续。

    “为啥离婚?”

    “说不着。”离婚女子一脸沮丧。

    “说说你们为啥结婚?”

    “我们说得着。”庞丽娜满面春风。

    孤独是他很多作品的母题。在刘震云看来,“说得着”太重要了。

    “现实生活中,想找到一个人说话——你愿意跟他说,他也愿意听——面对面地说,从深夜12点聊到早上5点,很奢侈。可在书里就能实现。”刘震云说,“书里啊,不只是人生。书是一个人最耐心的朋友。我和他们说得着。”对孤独很敏感、特别需要一些“说得着”的人、还得经常同他们说,这是刘震云写作的源动力和乐趣之所在,是他的基本需要。“我还特别渴望知道作品里的人物三十年后会是什么样?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他们会变吗?”

    不变的生活状态

    作品越来越犀利,剧本越写越深刻,语言越来越洗练,名气越来越大,发生在刘震云身上的变化却极为有限。他的生活状态几十年中没有变过。对写作的喜欢没有变,6点起9点睡的农人式作息没有变,每天两小时跑步的习惯没有变。

    在从严肃作家向影视编剧的角色切换中,他也是保持一种疏离的介入。他不乐于接受“冯小刚御用编剧”的称谓,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好编剧,“改编自己的作品,是偶尔客串”。他觉得,自己和影视圈还有其他什么圈相距甚远,所谓“介入”不过是同几位身在影视圈的朋友有所联系。“我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合作。”

    他的心态似乎还是一样。用女儿和妻子的话说,刘震云的性格是“不外露”的人,“不大喜,也不大悲”,永远都是一种状态。

    （《新华每日电讯》12.16 张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