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身世

    ■张信刚

    19世纪，在欧洲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身在土耳其的希腊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先后被列强支持“独立”了，大部分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地区被俄罗斯占领。一战时，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成为战败国。伊拉克（包括科威特）、叙利亚（包括黎巴嫩）、约旦与巴勒斯坦分别成了英、法两国的“托管地”，伊斯兰的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也被沙特工朝在英国的支持下“解放”了。今天中东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一次大战后各国瓜分原属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大战刚结束，希腊就乘机进攻小亚细亚西部；意大利出兵地中海地区，占领了如今多事的利比亚；英国则占领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对土耳其人来说，“止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凯末尔将军及时领导奥斯曼帝国的主体民族土耳其人，通过战争获得独立。土耳其军队夺回伊斯坦布尔，并击退来犯的希腊军。1923年，列强和土耳其临时政府签订《洛桑条约》，承认土耳其共和国。首都定在安卡拉，凯末尔被推选为总统。

    在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岁月中，《洛桑条约》有一个如今几乎被人遗忘的细节。那就是，希腊和土耳其同意交换人口：土耳其境内的一百多万希腊正教信徒要迁往希腊；希腊境内的大约二十万穆斯林要迁往土耳其。《洛桑条约》又规定，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正教徒以及住在色雷斯西部的穆斯林不必迁徙，各自可以成为所在国的公民。

    全世界东正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希腊正教的大牧首就是一位长住伊斯坦布尔的希腊裔土耳其公民。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直辖教民固然已不多，但他的存在就保证了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多元开放、历史与文化气息浓郁的大都会。

    我在伊斯坦布尔认识两位身世很特别的人。一位是享誉土耳其、弟子遍布全国的生物医学教授。他是伊斯坦布尔市亚洲地区的希腊社区领袖，管理大约几千名希腊裔东正教徒的内部事务。他向来都以土耳其公民自居，还为我解释土耳其的各种制度和风俗。我常想，如果时间倒退一千二百年，这位教授一定可以和当时住在中国长安的粟特人社区领袖“萨保”交换心得，互道在大国中担任少数族裔社区领袖的甘苦。

    我还认识一位依土耳其法律在伊斯坦布尔工业发展区投资设厂的希腊籍商人。他是出生于希腊境内西色雷斯地区的土耳其裔穆斯林。他的祖父在土耳其和希腊交换人口的时候曾经盼望被遣送到土耳其境内，但是《洛桑条约》的协定里没有包括他们这一部分人口，所以就成了希腊共和国的公民。这位前来土耳其投资的“希腊”商人自幼受的是双语教育，姓名、宗教和语言与一般土耳其人没有分别，但享有土耳其政府对待外国投资者的一切优惠，以及令他颇为头痛的繁琐手续。他如果有机会到中国，就一定能和近年来数目不断增加的“海鸥”派“外籍”投资者交流经验。

    （《大中东行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