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官的后半生

    70年前，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组成，中国法律团队随即奔赴日本。在这个团队中，有三位特别引人注目：检察官向哲濬、法官梅汝璈，以及中途驰援的首席顾问倪征燠，他们被称为“中国法律界三杰”。70年后，记者分别采访了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倪征燠的女儿倪乃先，听他们说说父辈们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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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审理即将结束时，国民政府曾任命我父亲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他立刻发电报请辞。他决定留在上海，想后半生教书了。

    他先到大夏大学和东吴大学，教国际法等课程。院系调整后，东吴大学的法学院与多校合并，他在法律系几乎无课可上。我父亲觉得很茫然，一直想找点事情做。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印度关系很好。我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就选了尼赫鲁的著作《印度的发现》来翻译。他们不求速度只求精，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出版。可能因为是集体合作的关系，他们就以“齐文”为译者笔名出版。

    我父亲1960年离开上海社科院，调到新成立的上海财经学院，当基础部英语教研室主任。在那里工作了5年，到1965年退休。幸亏退休了，后来没有遇到红卫兵的打砸抢。

    开始两年基本没事，但也一直担惊受怕。当时我们住在铜仁路上的一个大楼里，看到好几个邻居被抄家，我父母一直日夜不宁、草木皆兵。到了1968年夏天，突然把我父亲这样的退休教师都召回学校，说要“清理阶级队伍”。让他们参加学习小组，每个人都要自我批判，他主要是交代东京审判的情况。

    我父亲被批判时态度一直很好，主要是他耳朵不好，别人批判他，他也听不清，就站在那里点头。其实我父亲脾气很犟的，如果他听清楚了，一定会反驳。

    即便在“文革”中，他也要找点事情做做，最经常做的就是教青少年学英文。他买过几十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像发扑克牌一样，见到年轻人就送。他总喜欢问人家：“你想学英语吗？我可以教你。”

    90岁的时候，父亲身体出现问题。先是小中风一次，后来又开盲肠炎，一直没恢复过来。1987年的夏天特别闷热，他没熬过去，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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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审判后，国民党政府准备任命他做司法部长，如果接受任命的话，是一定要去台湾的。我父亲没有接受，躲到香港去了。后来就有中共方面来联系，安排他北上。到了北京以后，当了外交部顾问。他的工作关系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就是研究文件，做点翻译。

    1957年，他开座谈会的时候提了点意见。一开始是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但后来风向变了。当时好像有人跟他打过招呼，说你自己出来做点检查，或许可以不划右派。但我父亲的性格比较倔强，他认为是响应号召提意见，而且也不认为他的观点有什么错，这样就互相下不来台。那时候，因为受周恩来和陈毅的影响，外交部的小氛围还不错，像我父亲那样的老专家还能研究和翻译点东西。他还在原来的条法司，并没有下放。后来“文革”快开始了，外交部里面也闹得很厉害，不少老干部、老专家被不同的造反派挟持利用，我父亲反倒没人管了。

    “文革”开始后，父亲的身体就明显不太行了，经常要跑医院。那时候心情不太好，总是听说哪个老朋友被抓起来了，哪个老朋友自杀了。他给周恩来写过信，对造反派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认为很不好，很忧虑。他是心脏病和高血压，就是心脑血管的那些病。到了1972年秋天，突然偏瘫了，送进医院就没能出来，1973年4月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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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审判后，我爸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书，当了法律系主任、教务长。1952年东吴大学被撤销了，父亲到了同济大学当图书馆主任。

    1956年，父亲被调去外交部工作。记得是那年4月20日上的火车，他为外交部写了英美司法制度的考察报告，还带年轻徒弟，同时接几个案子，全部是涉外的。

    1957年春天，外交部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开展了整风运动。我父亲的发言比较温和，讲了三个抢救，就是抢救人、抢救书和抢救课程，主要意思是要重视法制建设。随后运动转入了“反右”，但我父亲还好没被划为右派，只是受到了批评。

    “文革”开始后，外交部的老专家们总体上还算幸运，我父亲没有被抄家，还经常上班。1969年，大批干部下放，我父亲是当时外交部唯一留在部里工作的老专家。

    那几年，他没事就去中科院地理所，去查中国领海中的岛礁资料，把历史和地理结合起来研究。不少外交部的老同志跟我讲过一件事。1970年初，周恩来要求查看1918年美国对德国的封锁令，必须在第二天上班时报给他。外交部图书馆留守小组一直找到当天深夜，也没有找到。他们半夜来问我父亲。他说，你们可以查查《美国国际法杂志》。这份杂志其实就在大家手边，伸手一翻，立即找到了全文。他们说，倪先生真是手到擒来，不服不行。

    1972年初，他去参加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和随后的海洋法会议，从这时候他又走出了国门，后来一年要出去好几次。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法院的第一任中国法官。我父亲当了9年法官，1994年退休的时候，已经88岁了。

    在1993年11月，就是我们要从海牙回来的前几个月，他发现尿血，确诊是膀胱癌。到2003年初，发现再度转移了。那年要不是非典，他的生命还可以再延续下去。当时医院里找不到护工，没办法把他搀起来，只能躺在那里插管子，后来是因吸入性肺炎去世的。

    我父亲是个理性沉静的人，但晚年只要说到东京审判，他都会激动落泪。他在自传中写道：“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既有酸辛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

    （《解放日报》12.6 高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