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哪儿了

    杜重远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爱国革命烈士。本文作者杜毅、杜颖为杜重远之女。

    打开电视机，在荧屏上看到一个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我和妹妹先是怔忡，继而心雨婆娑。这是我们姐、弟、妹三人幼年——青年——而今“晚霞”之龄，常问妈妈和自己的一句话：“爸爸去哪儿了？”

    抗战胜利第二年，我三岁，弟弟两岁，妹妹尚在襁褓中，妈妈历尽艰难，将病中的三个失怙儿女从新疆护送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前夕，新疆军阀盛世才残酷杀害了爸爸之后，又将我们染上不治之症（上世纪40年代无药可治的结核病），以达到他“斩草除根”的目的。

    我们因结核病，一天学校也未能入读。妈妈在我们病床边自己授课。待我们健康状况稍好，姐弟三人都以高分考入了沪上三所知名大学。弟弟比我和妹妹都聪慧，他没有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而是自己查阅上世纪三十年代爸爸刊登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等杂志上大量的宣传抗日文章。

    沿着爸爸笔端，弟弟似乎听到了悲壮的歌声：1933年2月，爸爸带着学生前线政工团，动员刚从云南到沪的聂耳同行，会同宋子文、张学良、朱庆澜、张公权等，一起赴热河前线，鼓动抗战士气。爸爸站在四家子（今内蒙赤峰敖汉）前线近处，带头唱起了《誓词歌》：“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片歌声，一片哭声。聂耳闻声见状，心潮澎湃，后由田汉作词，他谱曲，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

    1933年《生活周刊》被查封，主编邹韬奋流亡国外。爸爸不顾个人安危，以他实业家的身份，又办起了《新生周刊》。日寇为攻占上海寻找借口，《新生周刊》一篇《闲话皇帝》，被敌寇指罪：“侮辱天皇，有碍邦交。”于是中国当局“查封《新生周刊》，判刑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不得上诉”。

    爸爸初入狱，张学良国外归来，即托高崇民伯伯带信给爸爸表示“慰问”及他将“设法营救”的消息。爸爸回信首先纠正了他从国外带回来的错误思想，告诫他“先安内，后攘外”已使中国陷入自相残害，敌寇长驱直入的危境。

    1936年4月，张学良趁去南京开会之机，转道上海，会见当时尚在服刑但已转移到虹桥疗养院的爸爸。爸爸向张学良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明确指出联合抗日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张学良告诉爸爸，通过杜以及其他友人的努力，他已经同陕北红军表达了合作抗日的意向。1936年9月，爸爸刑满出狱后，于11月29日，冒着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危险，来到西安，再度做张学良的工作，坚定其联共抗日的决心。这时距离西安事变的爆发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事变发生第二天，身在江西的爸爸即被软禁，后被陈果夫押送南京监禁。

    抗战开始后，爸爸不相信蒋介石政权能够把抗战进行到底，因而拒绝在国民党政府做官。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爸爸于1939年1月，毅然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条件，携带家属前往新疆，接任新疆学院院长。他把学校当作培养人才、训练抗日干部的基地，组织学员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学校办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却遭到盛世才的忌恨。从1939年底被停职、软禁起，爸爸经历监禁拷打，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秘密处死。到现在他牺牲的具体时间也没弄清楚，尸骨也未能找到。 

    弟弟获知爸爸苦难、奋斗、悲壮的一生后，他也发愤图强。但他身体单薄，积劳成疾，于1990年代初他生日那天，心肌梗塞去世，这时恰值妈妈肺癌晚期。妈妈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身患绝症，怎禁再遭丧子之痛！我面告妈妈，弟弟经过抢救，转危为安，正在静养。我们决定给妈妈提前举办80寿庆，让妈妈拥有一个唯一的、也是最后一个快乐生日。在众人欢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弟弟灵柩悄然运往墓地。

    1999年春，爸妈墓雕落成于上海宋庆龄陵园“名人墓地”。

    （《文汇报》12.13 杜毅 杜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