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重量

    ■铁凝

    在我个人的体验中，阅读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不同的年代，阅读在人的生活中也表现出不同的重量。

    深入心底的重量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限制阅读的文化贫瘠的时代。我偷偷读到一本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的题记上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领略到阅读的重量，这重量击碎了我精神上的某个死结，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量。

    另一本书是《聊斋志异》。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蒲松龄有那么神异、飞扬的想象力，为我当时有限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的有趣味的空间。

    今天想来，类似上述的阅读实在是一种无功利心的自发性之举，因其自发性，所以也没有预设的阅读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

    八十年代的阅读大潮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和开放，中国大陆曾经呈现过一种集体性的阅读大潮。文学首当其冲，率先为压抑太久的国人搭建了一条宣泄情感的通道。

    曾经出现过千百万人奔走相告，争读一篇小说的时光。也曾经有人在图书馆把喜爱的、十分抢手的一部几万字的小说手抄下来，为的是可以反复阅读。那时你走在街上，看到排队的人最多的地方一定是新华书店。

    阅读是有重量的，这重量让我们对阅读的重要毫不怀疑。当我们凝神于阅读那“重”的一面时，其实也不该忽略阅读的“轻”。我想起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前不久一位领导人看望季老，问起他正在研究什么，他说研究东方文学。这位领导人问：您这样大年纪，研究东方文学有什么用呢？季老回答说：世上有很多的学问，不一定是立刻有用的。

    今天的阅读

    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相比，今天我们的阅读已经有了诸多变化。市场销售最好的书往往更靠近生活的实用，这样的阅读看上去已不再承载精神的重负，但这与我所说的“轻”还有差别。

    我所说的“轻”包含了阅读那“无用”的一面，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心境的解放。萨达姆在他的最后一刻，在他那个两平方米的小牢房里，枕边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在今天，重要的已不是无书可读，而是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但我始终相信，若说这样的阅读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最大的效益就是对人心的滋养。如果经济是酒，那文化也许是茶，或者是水。文化给人的力量，它不是打击型的嵌入，更多的是缓慢、绵密、恒久的渗透，阅读的重量有时在于它的“重”，有时却在于它的“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