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年代

    最艰难的日子是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

    我那时在安徽大学上学。早餐的粥越来越稀，以至于能在2分钟内喝完——不需要嚼，只是由于咸菜还得咬，才使早餐还需要一点时间。在上完第二节课以后，大家就盼望午餐那顿干饭。老师也是这样，上到第四节课上不动了，11点钟无论如何要下课了。

    食堂加强了保卫，但仍经常抓到一些“偷饭”吃的学生。所谓偷饭就是有的同学没到开饭时间去把自己的饭吃了——实在饿得撑不住。小题大做的食堂保卫人员会把这些倒霉同学“押送”到班级，要求班级批斗他们。结果，大家都同情这个同学，都骂食堂保卫饱汉不知饿汉饥。傻子也知道，那个年头吃得饱的人就是食堂工作人员。

    到卫生科去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几乎人人都得了浮肿病——一种当时特有的营养缺乏引起的病。我到卫生科去看病，医生按一按我的腿：“浮肿病！”立即给我两个盛有黄色液体的玻璃瓶——小球藻合剂。我早知道这个治浮肿的“特效药”小球藻，医生还开给我3天病假单。但我还是赖着不走：“医生，我听说有一种专治浮肿的药叫‘八珍散’，能不能开给我？”

    “‘八珍散’一般人是不开的。好了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八珍散”的事是一个患病同学告诉我的。据说“八珍散”内有山药、胡桃、芝麻8种成分，全是营养品。不肯开，没有法子，我也只好加入了喝小球藻的大队。

    学校为了让学生“提高思想觉悟”，安排了一次报告会，由一位经历过延安艰苦革命生活的“老革命”来讲讲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效果却适得其反。

    “老革命”名叫李凡夫，当他讲到延安的供给标准时，台下开始躁动起来。原来李教授说再怎么困难，一人一天1斤4两小米、2斤菜，一个月4两油、半斤肉总是有保证的，更不用说大生产运动之后的丰衣足食了。我们当时的伙食标准一个月只有1两油，没有肉。报告会就在大家的纷纷议论中结束。

    学校也搞大生产运动，所有空地都开荒种菜。不是有一句话吗：“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全校几千人的屎尿，就是我校大农庄的天然肥源，可不能让它们被什么抽水马桶给浪费了。于是造了公共厕所，一律蹲位。积肥的同学总是不断去淘粪，你如果上厕所比较慢，一回头会看见等着淘你粪的同学不耐烦的眼神。

    我们班的姚明孝同学另辟蹊径，每天早上天没亮就挑着空粪桶去厕所淘粪。两个月下来，积肥成绩卓著，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市民底层笔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张礼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