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到上海”

    在爸爸70多岁的时候，一天吃完晚饭他对我说：“我把老早的一些事情告诉侬，侬记下来，以后看看蛮有意思的。”于是就有了以下谈话记录。过了三十多年我又翻出了这唯一的一篇记录，弥觉珍贵。

    我是1902年1月19日出生的，家住浙江镇海汉塘市。那地方很穷，我们房子后面是一片荒草地，穷人家因为没钱做坟，就把死人扔在这里埋了。我家周围的邻居大多是开小作坊的：炒南货（瓜籽、长生果等）、弹棉花、修家具……

    我爸爸是炒货师傅。一天，他的徒弟失踪了，有人威胁我爸爸，徒弟欠的债师傅要还的。爸爸很害怕，没想开，就自杀了。那时我才一岁零八个月。

    我大约5岁时第一次吃喜酒，乡下叫“好日酒”。那是我的堂房阿哥结婚。酒席分男席、女席，还有专为有钱的客人安排的贵宾席。贵宾席的菜叫“细便”，即细做的筵席，男席则次之，女席最差。女人们对于难得的吃喜酒机会非常重视，一清早起床梳装打扮得漂漂亮亮而来，却要受歧视。我是小孩，在女席吃。女人们都在桌子下面的横档上缚一块手帕，把桌面上干的东西如鸡鸭肉等都放在手帕里，台面上只吃不能带走的汤汤水水的东西，所以我们基本上没吃什么。

    1908年春天，母亲、大嫂、我和大我4岁的姐姐一起离开镇海到上海来。那时有四条轮船来往于宁波上海——宁波人的“甬兴”、德国人的“立大”、英国太古洋行的“北京”和中国的“江天”。“北京”轮最便宜，但上去后发现好的位置都给流氓霸占，要花钱买才行。我们只能坐在风口的位置上。英国人不拿中国人当人，卖票给中国人时称我们是2角钱“一只”，把我们当猪看待。

    到上海后我们住在泥城桥（西藏路桥）附近的新闸路上。那时母亲50岁，嫂嫂16一17岁，姐姐12岁，她们都去工厂当临时工，拣棉花、拉丝头、剥茧子。工厂里晚上是用带煤气孔的煤气灯照明，非常昏暗，我们叫它“自来火灯”。如果累得打瞌睡，“拿摩温”就用“皮榔头”敲你的背。所谓“皮榔头”并不是用皮做的，而是用浸油的棉花团做的，敲上来不算很痛，但是衣服敲脏了。

    我8岁的时候，提了个铜挑子去泡开水。遇见一个穿长衫的人叫住了我：“小弟弟，帮我到对过五金店去买两枚引线（针）。”我想，你买东西自己不能去买吗，不同意。这个人就说，我穿长衫，是上等人，去买引线会被人笑话的。我人小拗不过他，只好拿着他给我的两个铜板到对面去了。他说铜挑子交给他替我保管。到了对面五金店，说买引线。店员说，我们哪有卖引线，没有！当我回到原处，那个穿长衫的“上等人”，连同铜挑子已经无影无踪了。这个铜挑子还是我向别人借来的，怎么还啊！

    那时我母亲每年清明要回宁波，因为有我祖父、祖母、父亲的三口棺材在那里。棺材是放在外面用草盖上的，每年要割草去盖。方法是把草编成绳，像绑行李一样绑在棺材上。每年绑上一圈，这样越盖越大，起保护作用。这只是第三等的。第二等叫殡坟，周围砌砖头，上面盖石板。第一等的就是做坟。坟也有高低之分，这就没有底了，最差的就是一个坟登头（坟头），棺材上下都用石板盖住就算是坟了。

    （《也同风雨也同晴：我们兄弟姐妹》中国青年出版社 施良驹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