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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1月，恢复高考第一年，我所在的街道举行高考招生报名会，我去参加了，街道党委负责报名的干部陈琦伟（后来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主持会议，讲了一些有关高考报名的技术性问题。讲完以后，报名的考生依次去领报名表，等到我领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话：“许锦根，结束后等我一会。”我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我是一个被打在最底层的人，像他这样的“官”，我根本不敢想象和他有来往的。结束后，他推着自行车陪我在我家所在的方斜路上漫步。
他对我说：“我妈妈是个学校老干部，她知道你曾经是复旦附中的优秀学生。我也知道你现在被压在最底层，我不希望在我所管辖的范围内，有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才受到压制，所以我尽量为你创造一些条件来帮助你。”
一周后的一天，我正在里弄生产组上班，生产组小组长把我叫到门口说，街道党委有人找你。我出来一看竟然是陈琦伟，他对那小组长说，街道党委要把许锦根调去写一份材料，可能几天时间不能上班。组长马上点头哈腰地说，多少时间都可以。我跟随他走到门口，他对我说，不是写什么材料，是让你回去复习考试，别的学生都允许有几天的复习时间，我知道你们组长不会给你假。说完，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声谢谢，他就骑着自行车走了。
1978年2月19号，这是高考发榜的前一天，我心里很乱。之前，我已经拿到成绩单，平均每门分数90分以上（满分为一百分），我感到很有把握考上大学。晚上九点半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下去一看，陈琦伟站在门口。
我迫不及待问道：“明天发通知吧？”他说：“是的，录取通知今天下午已经到了街道党委，报名的一百多个考生中只有五个被录取了。”我马上问：“有你没有？”他轻轻说了一声：“有。”我问道：“那我呢？”“你没有。”
小屋里的空气似乎要凝固起来，等了好一会儿，他对我的女朋友说：“你很有眼力看中许锦根，你们的事情我听到过，知道你们很不容易（当时女朋友是团干部，我是政治上的‘异类’，那个时候是不可能谈恋爱的）。不过你放心，是金子总会闪光的。邓小平出来了。”
第二天，不甘心的我拿着高考成绩通知单，赶到上海市高校招生办公室。我问：“像我这样的成绩，为什么没有被录取？”
他们看了我的成绩单后说：“我们给你查查。”大约半小时后，出来对我说：“我们这里没有你的档案材料，你们街道没有送过来。这样的话，没有单位敢要你。”
我立刻赶到我所在的街道党委，找到党委书记。我责问：“为什么不送我的档案材料？”他平静地回答：“你的档案材料有几十斤重，哪个单位敢要你？因为你还没有平反，这些材料是不能销毁的。”
我问：“那你们为什么让我报名参加考试？”他说：“你这么迫切地想考大学，我不同意会伤你的心，再说从你考的时候到现在，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了。说不定在这期间你会获得平反，那样材料可以销毁，我们可以再给你补一份新材料，可是谁知道到现在你还没有被平反。”
他说得有道理。于是第二天，我赶到淮海中路找到了李英辰（负责平反我案子的干部），他看到我的高考成绩单后，心情很沉重：“看来你只能等下次机会了，这件事情是我们疏忽了，到现在为止，你的问题已经查得差不多了，但是等到领导审批还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对于你们这样的人，我们考虑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知，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政治上没有问题，基本情况属实，受‘四人帮’迫害，如果还有机会考大学，可以先不送档案材料，先让你们去考。考上后我们可以把材料补送到你们单位，反正你们早晚是要平反的。”
我听了很感激，他又歉意地对我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到家，这次让你白考了，我心里很难过。”
1978年9月28号，录取通知终于来了，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哲学系！整个街道都轰动了，跟其他人比起来，我的这份通知书更难能可贵，它表明了我的政治问题解决了，我的前途解决了。
（《我的’77’78》东方出版社 许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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