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蒋介石的交往

    随着档案公开，学者们发现，钱穆与蒋介石之间每次会面都有谈话记录，从记录看，钱穆从未向蒋索要过什么，更未曾谄事蒋。钱穆恪守传统，对蒋有过高期待，但二人交往始终坦坦荡荡。

    “钱穆与当权者的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这是李敖在钱穆去世时写下的话。

    钱穆真的曾谄事蒋介石吗？真的是想“取媚上方，希图上进”吗？这对重视节操的钱穆来说，实为大关节，不能不辨。

    在北大颇受压抑

    钱穆本名恩鑅，17岁改名穆。生于书香门第，到他父亲一代时家境已艰，及父殁，更入贫寒。钱穆19岁时辍学，靠自学成才，在入大学当教授前，曾在小学中学教书18年。

    36岁时，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基本上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深得陈寅恪赞赏。可进北大后，钱穆与胡适、傅斯年学术观点不同，以至于“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只与吴宓、汤一介少数“文化保守主义”者往来。

    胡适、傅斯年是学界领袖，故钱穆在北大颇受压抑，自称：“余性顽固，不能适应新环境，此固余之所短。”“余性迂而执，不能应付现代之交际场合。”

    然而，钱穆对传统的坚守却深得蒋介石青睐。

    蒋介石与钱穆的人生经历略同，都是父亲早逝，靠严母拉扯成人，在心理上产生了沉重的负罪感，成年后均醉心于宋明理学，希望通过孝的实践，产生与世界相关联的责任感，以此释放内心的压力。钱穆自中年接触理学后，每日必读相关书籍。

    不愿从政

    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教授南撤到云南蒙自，与陈梦家往来密切，一夜二人聊天，陈梦家力劝钱穆写一本中国通史的教科书，钱穆说材料太多，自己所知有限，希望将来模仿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的体裁写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陈梦家说，你这是为自己学术地位考虑，对于学史学的人固然有益，却没替全国青年考虑，也没考虑时代的需要。

    在陈梦家的启发下，钱穆完成了著名的《国史大纲》，1940年6月正式出版，一反此前中国通史的西方化叙事倾向，展现出“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并因“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论旨”，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1942年，蒋介石约见钱穆，钱穆却拒绝了。第二年，蒋介石再度约见钱穆，同时被约见者百余人，每人只能和蒋聊5分钟，但蒋11点见钱穆，一直聊到12点多，然后拉钱穆一起吃午饭，因钱穆年长，蒋请他坐上座，钱穆再三推辞，双方竟僵持了三四分钟。

    蒋介石和钱穆聊了许多理学方面的话题，聊得兴起，蒋甚至将假牙摘下，放在桌上。据钱穆记，饭桌上都是高官，只有他一个读书人，让他颇觉窘迫。

    蒋突然问钱穆：你为什么不从政？钱穆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从政。蒋介石又问：关不关心政治？钱穆说，读书人一定关心政治，但我不愿从政，各司其职就好。蒋没再说什么。

    1950年，钱穆在香港开设了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在《师友杂记》中，钱穆写道：“彼辈皆不能缴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间之楼梯上者，遇余晚间八九时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须多次叫他袱被而过，总计全校师生不到百人，而学费收入仅仅得百分之二十而已。”每月亏空多达港币三千多元，蒋介石伸出援手，一直帮助了4年，“直待数年后获得美国耶鲁哈佛两大学援助”始停拨。

    余英时当时也在新亚书院求学，据他说，钱穆只在学校待了一年半，其余时间基本在四处化缘。

    搬出素书楼

    1967年，在蒋介石屡次邀请下，钱穆到台湾定居，蒋介石专门拨款为钱穆修建了一所别墅，即“素书楼”，这被认为是钱穆一生的污点，“用公帑建宾馆，双方都公私不清”，人们嘲笑钱穆讲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却利字当头。其实蒋介石也邀请了张大千等文化名人到台定居，为他们都建了别墅，钱穆并非个案。

    1989年，台北市清查“政府财产不当占用”，认定素书楼也在其中，加上各派斗争，1990年6月，钱穆夫妇主动迁出居住了20余年的素书楼，3个月后，钱穆便去世了，终年95岁。

    钱穆的弟子叶龙曾对媒体说，他怀疑钱师母有私心，因她年龄比钱穆小30多岁，二人又无子嗣，想置一处私宅。钱穆搬到新寓所后，天天吵着要回素书楼。钱穆去世时，清点财产，“一个钱都没有”，只有一副眼镜，两根拐杖。

    随着档案公开，学者们发现，钱穆与蒋介石之间每次会面都有谈话记录，从记录看，钱穆从未向蒋索要过什么，更未曾谄事蒋。钱穆恪守传统，对蒋有过高期待，但二人交往始终坦坦荡荡。

    (《北京晚报》11.25 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