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流过一次泪

    到我走的时候，大部分助产士已经可以完成一般的顺产协助了，甚至有的医生也能做好剖腹产手术了。

    近日，一段视频在网上引来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中，一个北京的产科医生，前往战火纷飞的阿富汗，在当地的一所产科医院照顾缺少医疗救助的孕产妇。

    11月25日下午，蒋励坐在记者对面，讲述了她成为一名国际援助医生的始末，她说自己之所以冒着危险前往阿富汗，是想“活得更有意义”。

    蒋励是浙江丽水人，毕业于北大医学部。2006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她决定前往阿富汗的契机，来源于同在人民医院妇产科的一位前辈医生。

    2007年北大人民医院的医生屠铮，成为了中国内地首名参与无国界医生行动的救援人员。屠铮的目的地是非洲西部的利比里亚，她在那进行了半年的救援行动。

    屠铮回国后，还是实习医生的蒋励从她那听来一个故事。在利比里亚，有一天屠铮下班准备坐车回宿舍时，遇到一个老人不停地敲车窗。开窗后，老人告诉屠铮，她今天刚刚挽救了自己的女儿的生命。言语不通，屠铮无法听懂老人的话，但这样的感激之情，超越了语言的壁垒。蒋励被这个故事感动了。

    5年之后，蒋励成了人民医院产科的主治医师，她觉得自己具备了足够的能力，通过面试，她辞去在医院的工作，如愿成为了一名无国界医生。

    辞职来到阿富汗医院

    2013年3月下旬，蒋励乘坐小飞机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抵达霍斯特省，之后乘车前往医院，虽然沿路能够看到大片的乡村农田风光，但路况只能用“惨烈”来形容，整条路都是砂石。

    为了避免卷入地方武装冲突，蒋励所在的医院门口有清晰的标志，不允许任何人携带武器进入医院，身着制服或者军装者会被医院拒之门外。

    蒋励住的宿舍原本是个集装箱，为了安全，这些集装箱外面会再盖一层砖墙，防止被流弹误伤。有一次，丈夫给蒋励打电话，话筒里满是枪炮声，丈夫要蒋励赶紧趴下，蒋励说她已经习惯了。

    “我们医院的墙外就是一个警察局，那里经常成为反对派武装力量袭击的目标，我在阿富汗的3个月里，在医院里能听到的大型爆炸袭击就有三四次。”蒋励说。

    让蒋励感觉最危险的事是，恐怖分子终于对医疗机构开火了。

    2013年5月29日，当时武装分子袭击了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贾拉拉巴德的红十字会驻地，与守卫发生激烈枪战。这是阿富汗战争十几年来，恐怖分子首次袭击红十字会办公地点。事件造成一名守卫死亡。

    经常半夜救助危重产妇

    环境很危险，但是一旦进入工作，环境的问题往往就无心顾及了。在蒋励的医院，一个月平均会分娩1200个婴儿，每天大约40个。与之相对的是，国内大部分医院每月的分娩量只有200到300个婴儿。100多天里，医院24小时开放，蒋励经常会被半夜叫醒，去救助危重产妇。

    医生缺口巨大，医院只有两个来援助的妇产科医生、两个麻醉师、4个助产士和在当地招募来的十几个助产士。“当时的感觉是，接生就像是流水线，一个接生完了就是另一个，产科的手术一般时间不长，进手术室的时候外面是一拨人，等出来时看见的已经是不同的面孔了。”

    此外，医院虽然配置了基本的产科设备和药物，但和北京的工作环境相比仍然差距极大。

    蒋励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与那个最初让她萌发当一个无国界医生的故事如出一辙。和她的前辈屠铮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不需要语言。

    有一个孩子，接生出来时已经严重窒息，大家一起抢救了半个多小时，孩子仍旧没能救回来。助产士按照工作流程已经开始收拾手术台，蒋励却不愿意相信孩子已经死了。

    “我一遍遍地捏复苏气囊，我觉得也许孩子只是有一口痰噎着，加把劲儿就能哭出来，可是奇迹就是不出现。”

    这时，一个可能是孩子奶奶的老人走了过来，拿走了蒋励手中的气囊，蒋励记得老人用手指着天，“老人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能听懂的只有‘真主’这个词。我看她的表情和手势，大概理解了她的意思，她是想跟我说：‘你做了你能做的一切，但孩子被真主带走了，没关系，谢谢你。’”

    蒋励不仅要帮助处理危重孕产妇，还要在100多天的时间里，培养当地的助产士能独当一面。一些当地助产士因为风俗原因，不愿意摘掉头巾去戴口罩和手术帽，“但在做手术的时候，无菌处理是硬要求，我只能劝说她们尽可能地戴口罩和手术帽，实在不愿意的只能让她们在手术室外负责一些一般的护理工作。”

    “到我走的时候，大部分助产士已经可以完成一般的顺产协助了，甚至有的医生也能做好剖腹产手术了。”

    接生3个月无孕产妇死亡

    在阿富汗的100多天里，蒋励所在医院接产的孕产妇没有一例死亡，这令许多网友惊叹不已。但是蒋励表示，这并不算什么神奇的事情。“当地之所以孕产妇的死亡率高，主要是缺少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只要有专业的知识，就可以大大降低当地的死亡率。”

    蒋励不是没有遗憾，在阿富汗的最后几天，有一个怀孕7个月的孕妇被抬进医院，当时产前大出血800多毫升。医院缺少北京大医院所具备的高级宫缩药物，严重的出血已经危及到了产妇的生命。

    为了救这个产妇，医生们号召村里人献血。“那个村子有个广播用的大喇叭，平时主要是定时提醒村民做礼拜时用，那天喇叭则被用来鼓励村民献血。很快几乎全村的男性都来到了医院献血，还包括医院旁边警察局的警员们，人们在医院门口排起了长队。”  

    尝试了几乎所有方案后，产妇的生命仍然得不到保证。蒋励不得不面对她最不愿意选择的手段——切除子宫。  

    蒋励承受着巨大压力，产妇的身体结构和常人不同，切除子宫一旦发生失误，可能会损伤患者的输尿管，一旦输尿管受损，患者的肾可能会因为积水等原因完全失去功能。  

    “在来阿富汗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产科主刀做过切除子宫的手术，因为这是在最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做出的选择，在北京一年也难碰上一例。在阿富汗做出这个选择就难了，因为无法生育的女性，在当地可能会被家庭遗弃。”

    切除成功了，但是缝合腹部后，产妇的腹腔仍然在出血。蒋励感到了深深的无助，“我觉得我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了，但仍然救不了一个人。”  

    手术后，蒋励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她哭了。

    2014年1月，蒋励又前往无国界医生在巴基斯坦的一家医院工作。在巴基斯坦，她遇到了很多产妇大出血的情况，“在巴基斯坦几乎每周都会遇到，我发现这和当地一些诊所大量使用催产素有关。虽然催产素对孕妇生产有帮助，但大剂量使用很容易造成孕妇大出血，风险非常大。一些孕妇因为使用催产素出现严重后果之后被送到我们这里，这种风险本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这段经历，蒋励回国后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公共卫生硕士，她告诉记者，无国界医生的经历让她感受到，好的医术能够救很多的人，但是好的医疗政策能够救更多的人。“就像如果当地有法律规范催产素的使用，很多孕妇就根本不需要医生来抢救。”

    如今，蒋励回到了北京，仍然在北大人民医院工作。她说自己也想生一个孩子了，等孩子长大以后，她希望能和自己的老公一起，再去世界上那些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夫妻俩一起去帮助那些需要医疗服务的人。

    “我们想过去非洲或者缅甸开个诊所，当然这些都是以后再考虑的事情了。”

    (《北京青年报》11.27 屈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