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

    张新民

    究竟该如何看待传统儒家的“道统”问题，学术界近年来的争论颇为激烈。刘泽华提出所谓“道统是政统下的附生物，道统源自‘帝统’”，“道统”具有“排他性”与“独断性”，原始儒学只能是“君主专制体系下的臣民之学”等诸多观点。这些在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道统”的产生其实离不开先秦各家各派对“道”的共同探究和体认，儒家则最为重视其在人间社会的展开和落实，因而更具有超越性与开放性，也更多地与具体的历史文化实践活动相结合，当然就不能不活化为颇有典范意义的人格形态，孔子便恰好以身与“道”合的方式开启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以形上超越的“道”为衡量标准的“道统”，一方面要求极为严格，三代以降的帝王无一人能羼杂其中；另一方面又表现得颇为开放，凡德行学养能经受历史检验的均可置入其中，是“德”而非“位”才是第一义的前提条件。从孔子开始，“道统”就逐渐与“政统”分裂，并转为与“学统”合流。从此，“道统”因“学统”而丰富了自己的义涵内容，“学统”也因“道统”而规范了自己的发展方向。“道统”与“政统”既有兼容配合的一面，也有紧张冲突的一面，前提是推行“王道”政治即能兼容配合，施行“霸道”政治必然紧张冲突。

    只是儒家既然不允许政治领域价值真空，“道统”必然多与“政统”发生实质性的交涉，由此而产生的历史文化景象也极为诡谲复杂，即使儒家自身亦难免不会遭遇权力异化的危机。但是，所应诟病者乃为人而非“道”，“道统”既入世又超越的特征始终未能改变，坚持“道统”以匡正“政统”者更代不乏人，以点代面全盘否定儒家传统显然是有违客观历史事实的。

    传统儒家在形上与形下两个方面全面安顿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其所经营的世界决非单一的政治成就所能涵盖。中国灿烂文明之所以长期得以绵延不坠，“道统”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轻易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