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我不是什么豪饮者。只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几年,在新疆,我穷极无聊地喝醉过若干次。
穷极无聊。是的,那岁月的最大痛苦是穷极无聊,是死一样地活着与活着死去。然而还是活着,活着也总还有活着的快乐。比如饮酒。
饮酒,当知道某次聚会要饮酒的时候便已有了三分兴奋了。未饮三分醉,将饮已动情。我说的聚会是维吾尔农民的聚会。谁家做东,便把大家请到他家去,大家靠墙围坐在花毡子上,中间铺上一块布单,就成了大饭桌了。然后大家吃馕,喝奶茶。吃饱了再喝酒,这种喝法有利于保养肠胃。
维吾尔人的围坐喝酒总是与说笑话、唱歌与弹奏二弦琴结合起来。他们常常有各自的诨名,拿对方的诨名取笑便是最最自然的话题。每句笑谑都会引起一种爆发式的大笑,笑到一定时候,任何一句话都会引起这种起哄作乱式的大笑大闹。为大笑大闹开路,是饮酒的一大功能。
玩笑之中也常常有“荤”话上场,最上乘的是似素实荤的话。如果讲得太露太黄,便会受到大家的制止,讲这种话的人是犯规和丢分的。另一种犯规和丢分的表现是因为招架不住旁人的笑谑而真的动起火来,这会被责为心胸狭窄。忘了说,这种聚会都是清一色的男性。
在维吾尔人的饮酒聚会中,弹唱乃至起舞十分精彩。伊犁地区有一位盲歌手名叫司马义,他的声音浑厚中略有嘶哑。他唱的歌既压抑又舒缓,既忧愁又开阔,既有调又自然流露。他最初的两句歌总是使我怆然泪下。“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我猜想诗人是只有在微醺的状态下才能听一声《何满子》就落泪的。我最爱听的伊犁民歌是《羊羔一样的黑眼睛》,我是“一声黑眼睛,双泪落君前”,现在在香港客居,写到这里,眼睛也湿润了。
而如今,我的喝酒,正在向着有道而少酒无酒的方向发展。医生已经明确建议我减少饮酒。我又一贯是最听医生的话、最听少年儿童报纸上刊载的卫生规则一类的话的人。就在我著文谈酒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到“饮之”的愿望,我不那么爱喝酒了。“文化大革命”的日子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
(《人生就是守持》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