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个税调节收入差距作用有限

    马珺在10月31日《中国经济时报》上说，个税要能真正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是有条件的。当前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因人们取得收入的机会不公正所造成的。例如，由于不健全的国有资源使用和收益制度，导致国有资源收益流入资源的实质控制者手中；行政性垄断的存在，导致特殊行业职工和管理层获得了与其劳动生产率不匹配的高收入；由于户籍分割和城乡二元制度，造成不同身份劳动力获取同等收入机会的不均等以及此后的实际收入的巨大差别。这些因素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之源，只要源头未能得到有效治理，即使个税通过二次调节予以平滑，但仍会有更多的居民收入差距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

    技术进步影响财产流动性

    董直庆、蔡啸、王林辉在2016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上说，技术进步方向对财产流动性和分布状况存在显著影响。其中资本增进型技术水平提升将有助于学习能力占优的家庭财产位次向上跃迁，而使社交能力占优的家庭财产位次下降，并且通过影响劳动者能力，改变财产分布的不均等状况。为此，政府应该重视技术进步方向及劳动者能力变化对财产流动性和分布不均等的影响。

    延安时期与新中国的关系

    曾鹿平在2016年第5期《延安大学学报》上说，1935年—1948年的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与新中国的诞生与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首先，延安时期是新中国的雏形，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及运行机制均可在延安时期找到其源头。其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逻辑起点。再次，延安时期孕育和形成的延安精神全方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新中国的精神摇篮。第四，延安时期是新中国的干部之源。第五，延安文化突出地体现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存相依、辩正统一关系的特征，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大众性，是新中国的文化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