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的新贫乏
张定浩在2016年第7期《上海文化》上说,今天的小说写作者对于经验多半有一种近乎虔诚的迷信。他们迷信经验的异质性和底层性。大量的写作者聚集在同质化的城市,老老实实经受学校教育,并且多为文科生和上班族,所以最有魅力的经验,是城市之外的乡镇生活和边区生活经验;是专属于成天在校园内外游荡、打架、泡妞的差生;是来自那些非人文职业的写作者。这种小说世界普遍存在的民粹乃至反智,与小说写作者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小说新潮叙事技术的研习,和一种所谓的匠人精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弥漫在当代小说中光鲜亮丽的新贫乏。这种贫乏,与其说源自经验,不如说来自智识上的。小说应是学者的艺术。
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何隐去“文艺复兴”与“科学”
张勇在2016年第5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说,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相比,其《近三百年学术史》几无“文艺复兴”的字样,且所谓“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比拟也极少见。主要原因由于梁启超对“清初学术”的充分肯定而带来的叙述角度和主要概念的变化。此外还与当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有一定关系。在“科学”阵营,大致以为“清学”即“科学”,亦即“中国的文艺复兴”,似乎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说法相同;在“玄学”阵营,则大致以为汉学考据不能等于科学,而“文艺复兴”所倡导个人主义、机械主义人生观于今日流弊不少,应予纠正。两阵营在“清学”问题上的如此分歧,势必影响到被视为“玄学”一方领袖的梁启超及其《近三百年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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