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勇林察觉到凛冬已至，是从朋友圈开始的，他的微信里有1700多名创业者的名片。与一年前相比，朋友圈已是另外一派景象。没了晒产品、晒加班、晒路演；听不见自我吹捧，他说：“感觉大部分人都没能熬住。”
去年春天，形势“一片大好”。郑晓宇曾经的创业项目是做城市派对、聚会的垂直电商。不少投资人找他安排娱乐活动，可今年，他的公司濒临绝境。
相信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创业失败后的头几个月里，郑晓宇浑身起小红疹子，睡眠障碍，心率长期保持在110以上，需要随身携带监听心率的小盒子。
郑晓宇的创业引力听上去很飘渺，他把年轻人分为两类：“文艺青年”和“普通青年”，而自己的使命就是连接两者。在经历了三次创业失败后，郑晓宇创建了“玩聚北京”。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郑晓宇确实相信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玩聚北京”天使轮融到了500万元，而给他背书的是洪泰基金的创始人盛希泰。
郑晓宇承认当时自己很“浮躁和轻狂”，他“租最好的办公室，挑高颜值的员工”“找有样的青年和有趣的灵魂”。他把办公室从亦庄的民居搬到了三里屯……
2014年11月11日，他筹划了33场Party，在网上卖几百家夜店的通票。他还在工人体育场准备了当天活动的热气球，组织3个车队：跑车车队、侉子车队、哈雷摩托车车队。可由于治安问题，活动流产了。
虽然损失了一笔不小的钱，可郑晓宇并不在乎。“那时候正值资本盛夏，觉得不会缺钱，等着一切来年再说。”
出现同样幻觉的，还有从黑龙江县城走出来的罗勇林。资本盛夏里，他每天想着能在北京找到投资，走上人生巅峰。
第一天，他就来到中关村创业大街“朝圣”，坐在投资人经常出没的“车库咖啡”里，突然感觉自己“找到了组织”。这里的空气具有传染性，时不时还能见到有人走上前台，即兴路演。
接下来的两天，罗勇林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些投资公司，无视公司前台，直接往投资人的办公室里窜。可意外的是，投资人只是抬起头，看了看他为北京投资人专门定制的十几页PPT商业计划书，几乎给出了一致的答案——抱歉，这和我们的路子不对。
第四天，罗勇林去创业大街对面买了一本PHP编程教材后，又回到车库咖啡，坐了一天，作了一个决定：“每天看一页书，几年之后，有了技术门槛，了解互联网后，再来北京找投资。”
那时的他固执地相信自己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的。
投资人不是天使
“不顾一切的创业，害死了一批人。不仅害死了那些创始人，还害死了背后两类人。一类是他们的女人，一类是跟着他们的兄弟。”《创业家》前副总裁纪中展说。
郑晓宇公司账上的资金很快烧光了，他接受了一名财务顾问的建议“加紧烧钱，做数据，同时加大公关力度”，他连续两月加大补贴做出了月流水破百万的数据，将个人专访推至优酷首页，点击破百万，他甚至还穿着睡衣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
与此同时，中国股市坐上了惊险的过山车。2015年，上证指数6月创下高位5178点，随后直线下跌至2850点。很快，不论是主动找上门的新投资人，还是已出投资合约的老投资人均再无音信。郑晓宇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公司一夜入冬了，可他的仓库并无粮草。
他向原投资人借了20万元发工资，自己则疯狂加班，每天带队洽谈业务。终于在第三个投资合约被撤销后，在租期将至的办公室，他的情绪和身体崩溃，住进了医院。
在9月的最后一周，郑晓宇为自己安排了60余场约谈，57家表示感兴趣，却没一家积极推进。那段时间里，他的合伙人纷纷辞职、套现离开，他个人举债已高达百万元，走投无路之下，他只有向父亲借钱。
罗勇林的公司也面临绝境，准备第二次来北京融资。开会时他对团队成员说，“如果我融不到资，大家就都散了吧。”他手机里攥着100多个投资人的联系方式，依旧无法得到任何资金。
“新人”与“旧人”
资本寒冬的到来，大量90后创业者的互联网企业烧钱模式孕生了大量死亡。资本市场也从曾经的“膝盖献给90后”转化成对90后的质疑。
洪泰基金投资合伙人吴玲伟把90后创业者比作光脚的人，把80后比作穿鞋的人。“创业最好的年纪是30岁~35岁，因为有工作经验，有积蓄。创业经过了思考，一开始选择就是慎重，坚持的就更久。”“光脚的人只会跑，跑到哪算哪，只要跑了就比之前强。而穿过鞋的人会想怎么样让我跑得更快，性价比最高，跑哪条赛道。”
去年，纪中展差不多见了近160位创业者，去了近100家创业公司做调研。他发现发展好的公司创始人都在克制自己的聪明，“创业之初聪明一小时，剩下的十年都是用笨工夫。”
“把你的事情做好，安于现状。”纪中展感叹现在创业的人太多，都想当“带头大哥”，反而让人心乱了，工作才干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能创业。“我们应该有创业精神，但不一定要有创业行为。”“如果所有人都想走精英路线，拿美金上市，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这是很难的。世界上不可能有那么多比尔·盖茨”。
（《中国青年报》10.26兰天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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