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啷当岁的时候,每到周末,总爱到王府井去闲逛。那时候新华书店还在那条街开设了若干专题门店,比如少儿读物、音乐、美术、科普……都有自己的空间。
有一天我去美术门店,发现这里还有一幅小画标价出售,是郁风的作品,画面上是几株向日葵,铅笔淡彩,本也无奇,不寻常的是,那构图把向日葵作为主体后,却又以特殊的透视法,画出向日葵后方的一处房角及带坡顶的院门,被画得小小的,这样一来,平凡的植物显得高大出彩,重要的人居倒成了渺小的陪衬。
我顿时眼睛一亮。郁风小小的画作,对我有种启蒙作用,使我悟出,作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心理尺度,来表现所面对的描摹对象,达到特殊的审美愉悦。我注意到画旁标出的售价,120元,相当于那时候我两个多月的工资。我就想,现在没钱买,过些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加上给报纸副刊投稿成功,每篇能获得的十元左右的稿费,一定能把这幅画拿下!但是等我攒够钱,再去时,则“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黄鹤楼”了。
一
四十多岁的时候,我也算文艺界一分子了,有一天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请一些文艺界人士聚餐,我得到邀请去了,席位正好跟郁风挨着。我就把二十多年前攒钱想买她那幅画的事讲给她听了。她有些意外,相当高兴,不禁感叹:“我的画还有你这么个知音!”我问:“您大概都把那幅画忘记了吧?”她耸起一边眉毛说:“哪能哩!我兴致来了才画,产量很少,画过的,几乎每幅都记得!”又告诉我:“我爱画向日葵。我江南老家那边,总有许多的向日葵,不仅有大片的向日葵田,路边宅旁,也会有些向日葵,葵心丰满以后,真惹人爱。你注意到我构图的特点,总爱把平凡的树木花草画在前景,当作审美的主体,而房屋啦,石桥啦,牌坊啦,总在远景里显得小小的,是陪衬,也是点染……”郁风和我一见如故,都感觉未谈畅快,席散后,她邀我去她家接着聊画,我欣然前往。
她把我带到团结湖,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进入一个普通的单元,一间不小的书房,朴素的书橱并不整齐划一,有的似乎也没有玻璃护扇,书橱里各种书籍画册大都竖放,也不求尺寸划一,大小厚薄平装精装中文外文混合插放,书橱顶上到天花板也全是书。进入到那个空间,我就感觉自己被一种高雅的文化气息包围。
我那时候已经知道,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也就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重庆有伙进步文化人常聚的空间,被戏称为“二流堂”。我的童年时代正是在重庆度过的,“二流堂”的那所房屋,后来见到描绘,墙壁不过是用竹子斜编在一起,然后糊上泥巴,再刷层白粉,属于简陋的建筑。改革开放以后,我和当年“二流堂”的一些人士,很快相熟,相处甚欢,比如吴祖光,他写的《风雪夜归人》那出戏,在我人生道路上,有过他和我都意想不到的“戏剧效果”;再比如丁聪,他通读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原稿,表示喜欢,画了七幅插图,还为第一版的书承担了装帧设计;又比如冯亦代,他的散文随笔集《龙套集》出版,点名要我给此书写书评。但是也属于“二流堂”成员的黄苗子、郁风夫妇,在那天以前并无接触。苗子那天没有跟郁风一起赴宴,我和郁风聊天时也都没有提到苗子。
二
那天我就是跟郁风聊画。郁风谈兴很浓。她告诉我,其实她算不上专业画家。她曾长期在中国美术馆工作,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布展。她实在喜欢那份工作,因为展出的画她总能先睹为快,从国外借展的世界名画,到国内的农民画,布展都能让她激动好一阵子。她自己的画作很少参展。她的画尺寸大都比较小,而且她画的油画和宣纸画也不多,主要的爱好,还是水彩,特别是素描基础上的淡彩画。她的画没有宏大叙事,画风景也很少取材奇山怪水,她常画的是“家门前的风景”。她对中国书画市场以平尺为定价标准十分鄙夷,笑说是“刘姥姥的价值观”。她听说我喜欢画水彩写生,也尝试铅笔淡彩,鼓励我说:“画出性情就好。”
她告诉我,她虽然也写生,但速写、素描的写生多只作为素材,回到家里再利用这些素材,揉进想象,画出成品。比如我曾看到过的那幅向日葵,就是那样创作出来的。我说我写生完了画就不能再描补了,也曾回到家觉得不满意,补笔补色,最后总是弄巧成拙,甚至只好将画撕掉。她说遵从写生时的感受很好,无论田野写生还是在家里画静物,画出你觉得是最后的一笔,事后觉得有缺陷,也坚决不去描补,这个原则要坚守,但她又鼓励我还是应该利用积累的印象,尝试凭借想象作画,“把你的心象画出来”。
聊到兴浓处,她忽然顽皮地一笑,告诉我:“其实我也画大尺寸的。虽然少,也有。”说着站起身,到隔壁屋子,拿出一张大约一平米见方的画来,在地板上放平,让我看。画的是德国的一座古堡。显然,是利用访德的速写素描,回来揉进想象,画成的。不是向日葵那种构图,有些个中国画的那种散点透视的味道。说实在的,这幅大画对我的冲击力有限,只觉得色彩的把握上,总体趋灰,雅致到极点。
后来知道,郁风和苗子在北京有新居了,而且他们像候鸟一样,定期飞动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和北京之间。
(《文汇报》10.1 刘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