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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夏末的一个下午，我走进上海华东医院的一间病房，李储文先生正在读书。生于1918年的李储文，已近百岁，虽然行动略显迟缓，但饮食如常，记忆力尤其不错。
初见周恩来
记者：1937年，你考上了上海的沪江大学，这所教会大学怎么样？
李储文：沪江大学当时的商科与化学系教学水平名列上海之首。
我的大哥要我念化学，毕业后到煤气公司工作，他觉得这样比较有前途，能够实业救国。
记者：当时局势怎么样，社会上的抗日情绪已经起来了吗？
李储文：当时，长城抗战早就开始了，淞沪会战已经失败了。其实在1935年底，为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发出了“抗日救亡”“一致对外”的号召，上海复旦、交大、光华等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那时我还在光华大学附中上学，就参加了抗日游行。
记者：1941年，你离开了上海？
李储文：当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已经撤到西南大后方，主要工作是为抗战军人服务，开展学生救济工作，那里很需要人。我和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执行干事江文汉假装是亲戚，一起逃离了上海。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在中国基督教界很有影响。我们先逃到芜湖，然后就一路向西。走走停停，花了一个多月才到重庆。
那时候是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同志就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还负责《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他的身份是公开的。后来，我在重庆七星岗的新华日报社见到了周副主席，当时很激动。
记者：周恩来给你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李储文：我是一个普通的进步青年，忽然见到中共的副主席，很拘谨。恩来同志非常懂得我的心理，他拿了一些重庆特产的小柑橘和小花生，说：“坐，不要紧张哦！我问，你们说。”这样我就不太紧张了，完全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恩来同志让我去缅甸，到中国远征军中服务。当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远征军中设有军人服务部，恩来同志让我以青年会干事的身份，到远征军中去做工作。他把到缅甸之后的联系人的姓名地址写在一张糖果纸上，和一堆糖果混在一起，他说你要记住哪一颗糖果。
记者：然后你就直奔缅甸了？
李储文：先去昆明。那时的路特别难走，从重庆到昆明还是趴在卡车顶上，经过遵义、毕节，停停走走花了一个多月。
到了昆明才知道，昆明经腾冲去缅甸的路已经被日军破坏，没法去了。当时江文汉已经在重庆的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他建议我去云南青年会。我向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龚澎报告了，她让我留在昆明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进入西南联大
记者：你后来怎么进入西南联大的？
李储文：正好云南青年会有位干事认识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校长，他带我去见梅校长。
我自我介绍说是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想在这里办一个学生服务处，专门为老师和学生服务。他说我明白了，可以试着办。然后他划给我一块荒地，就在学校边上，其他什么也没有，都要靠自己想办法。
记者：你的学生服务处主要提供哪些服务？
李储文：学生服务处设有阅览室、礼堂、娱乐活动室和理发室等，虽然设施简陋，但还能适应同学们的需要。阅览室订了五六份报纸，既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也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
记者：据你观察，当时学生最爱看什么报纸？
李储文：那还是《新华日报》，因为它真实，比较客观地报道抗战进展，也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不少学生家乡沦陷，跋涉千里，吃尽千辛万苦才来到昆明，他们远离父母，甚至与父母失去了联系。当时物价飞涨，学生们经济拮据，学习与生活异常艰难困顿，有些学生衣食无着。但大家心气都很高，坚决要求抗日，不少人很同情共产党。
记者：除了提供报刊，你还为他们做什么事？
李储文：那时候我夫人章润瑗从上海过来了。她来了我就有了帮手，我在想，能不能为学生们提供一顿早饭？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同学每天上午都空腹去上课。
我们做的早饭很简单，每个学生是两个馒头和一碗豆浆，由我夫人负责，每天请两个学生帮忙，还请了三个工人清早三四点钟就开始做馒头。收费非常便宜，低于成本价，因为有教会的资助。我记得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个人来吃早饭。有一次做馒头发面发不起来，把我们急死了，那么多同学等着吃啊！
记者：除了提供生活和医疗服务，你当时还怎么做学生工作？
李储文：我经常跟同学们聊天，就是倡导他们做正派人。说起来很有意思，当时凡是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为人都很正派。学生服务处尽力支持同学们的民主运动，像学生话剧演出，我们提供旧沙发给他们做道具；同学们要举行游行抗议，就在学生服务处写标语做传单。
为了一个共同的抗日目标，大家互相合作，情同手足。
骑“洋马”送钱
记者：你和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交往多吗？
李储文：当时昆明有个金铺老板姓熊，是个爱国商人，他想为教育做点贡献，每个月为西南联大的几位知名教授送点钱。
这个熊老板很相信青年会，他把这事托我们做，因为他不想留名。在青年会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很相信你。这个送钱的事就由我来做，我每个月骑着“洋马”，前面有一个篮筐，放一些吃的东西，下面都是钞票，挨家挨户地给几位教授去送。
记者：主要送给哪几位？
李储文：有不少人，像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华罗庚、叶企荪等等。
记者：你跟谁交往最多？
李储文：闻一多。他原来住在校园里，房子很小。华罗庚家遭到日本空袭被毁后，一家人住进了闻一多的家，两家人十多口，合住三间房。
李公朴被害后，闻一多在追悼会上讲，你们谁是特务，有种的站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在那时候，这种话没有人敢讲的，所以我说他是诗人气质，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
记者：国民党特务是不是很早就盯上闻一多了？
李储文：在闻一多遇刺之前，国民党特务就在昆明一个叫“日昇楼”的城门上，挂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的是“闻一多夫”。因为苏联人的名字大多有个“夫”，特务们说闻一多拿了苏联津贴，是苏联间谍。其实这怎么可能，他是条硬汉子。
记者：你具体怎么做这些教授的工作？
李储文：我利用每次送钱的机会跟他们聊，告诉他们不要只看国民党军队，我们还有在敌后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也很有战斗力，在跟日本鬼子顽强战斗。我促使他们参加符合他们身份的抗日活动，还通过他们联系更多的群众，目的就是要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引见毛泽东
记者：当时你是怎么开始跟美国兵交往的？
李储文：我在昆明住下来以后，恩来同志交给我两大任务，要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努力。
因为青年会的关系，我认识了昆明当地一位主教，他家里经常办派对，有不少美国兵来参加，在这个场合就认识他们了。跟我熟的几个都是“飞虎队”的地勤人员，主要是测绘地图的。他们表示想访问延安，想见见毛主席。
记者：毛泽东在重庆会见三位美国兵，这件事当时国际影响不小，具体经过怎么样？
李储文：抗战胜利了，这三个美国大兵准备回美国，他们先到了重庆。正好我也去重庆出差，听说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来参加重庆谈判了。
我想，这是帮助美国朋友实现愿望的好机会。我向龚澎同志做了汇报，请她向周副主席、毛主席转达他们的愿望。出乎意料的是，毛主席欣然同意会见这些美国大兵。
1945年9月16日在红岩村，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他们。后来龚澎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很高兴。三个美国大兵送的香烟被工作人员分了，毛主席看了哈哈大笑：“美国大兵送我香烟比赫尔利多，可见美国统治阶级代表和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友谊是不一样的哦。”
追忆与感慨
记者：抗战胜利的那天你在哪里？
李储文：我就在西南联大。日本宣布投降那天，大家都高兴极了，学生们都在欢呼，我也是无比激动。
记者：现在每天喜欢做什么事？
李储文：我的最后一个公职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1988年退休。现在我老了，每天看《东京审判》。这套书就是当年审判日本战犯的庭审记录，是英文影印版，我花3万多元买了一套，总共80本。这套书很真实，详尽记录了当年的庭审经过。
记者：70多年后，现在回忆那段抗战岁月，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李储文：我记得就在抗战胜利后，恩来同志问了我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时美国已经在日本扔了原子弹，日本宣布投降了。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说中国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美国扔了原子弹。
恩来同志问我，你对这怎么看？我说，我还没想明白。恩来同志讲，那个说法是不对的，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被打败，就是因为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前仆后继、艰苦卓绝地抵抗帝国主义，这才是根本原因。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铭记我们为和平所做出的奋斗和牺牲，珍惜今天的生活，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工作。
（《解放日报》10.11 高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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