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世界级球王

    一生进球将近两千个，荣获金章数百枚、银杯百余座， 被称世界五大球王之一。

    提到20世纪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很多人会在贝利和马拉多纳之间争执。究其原因，除了两人出众的球技，还在于他们都为各自国家夺得过世界杯冠军。但如果说到一个人，一生进球将近两千个，荣获金章数百枚、银杯百余座，那他是否有资格入选呢？恐怕大家难以想象，此人竟是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李惠堂。

    民国时期的中国足球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大连、沈阳、延边、广州以及西南、西北地区的一些学校纷纷成立足球队，并举行校际比赛。一时之间，足球运动遍神州。1908年至1923年间，两次全国运动会都设立了足球项目。由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参加的远东运动会上，中国足球代表队获得了五连冠的骄人战绩。

    在民国时期国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我国的足球水平令人刮目。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些特别有才华的足球运动员，李惠堂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李惠堂，字光梁，号鲁卫，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锡坑乡。据记载，当地“民风强悍，地近球场，故当地青年多能作足球之戏”。16岁时，李惠堂因为身强体壮，球技出众，加入了南华足球队乙组，次年升入甲组，并多次率队在香港的足球赛和沪港埠际赛中夺得冠军。

    1923年，李惠堂率队出征澳大利亚，中国队三比三战平了当地的最强球队。这场比赛，李惠堂包揽了全部三个进球，一时之间名扬海外。

    唯一能为国家争颜面的

    1925年，李惠堂加入上海乐群足球队，率队获得了当年的全市锦标赛冠军。1926年，李惠堂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华足球队队长，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足球锦标赛，率队战胜了葡萄牙、苏格兰两支强队。不久，他又协助在上海的粤人组建了乐华足球队，担任该队的董事长，进而获得全国联赛冠军。甚至在有众多外国人参加的“史考托”杯足球赛中，乐华队也获得了冠军。“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成了当时上海人的口头禅。

    对外方面，李惠堂从1923年起多次率领中华代表队在远东运动会上获得冠军。当时的媒体曾报道：“历次远东运动会中，中国在失败之中稍微占面子的，只有足球一项。在个人方面，我们决不能否认李惠堂特殊的功绩。”李惠堂的精彩表现，为他赢得了“亚洲球王”、“球怪”、“铁腿”等一系列称号。

    1941年，日本侵占香港，李惠堂回到广州，专门从事足球书籍的写作，后又移居香港，1954年当选为亚洲足球联合会秘书长，1965年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1979年病逝。据统计，李惠堂一生进球近两千个，获得各类金章数百枚，银杯一百二十多座。在由一家德国足球杂志评选的世界足球明星中，李惠堂与贝利、贝肯鲍尔、迪·斯蒂法诺、普斯卡士并列为世界五大球王。

    足球作为集体运动，仅仅依靠一己之力难以取得胜利。1926年，李惠堂率领的中华队连克中外劲旅，取胜的原因便在于团队合作。李惠堂接受采访时说：“中华队球员多系名队中之名将，球艺方面自属美优可观，而所受患者，即是合作之功夫。今已经数次比赛，则当然较乌合之众不可同日而语。”同样，踢球时需要动脚、动脑相结合，“角智为上，角力为下，智力兼备，无坚不摧”。

    就像食物和空气

    民国时期，中国足球总体上仍停留在业余层面。1936年，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队员便来自各行各业，包括驾驶员、警务员、律师事务所书记、商人、公司秘书及大学生等。在时人看来，足球只不过是跑跑步、玩玩球罢了，并不怎么重视。

    相比来说，李惠堂对于体育和足球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体育不只是身体锻炼，还关系到人生、社会、国家、民族。凡是公共卫生、个人自治、社会公益、民众纪律，乃至于国防建设，无不从体育训练中得来。所以，李惠堂提出“读书不忘体育，体育不忘读书”。一个人有了高深的学识，而无健全的精神去利用他的智慧，或者是只有健全的体魄，而无优良的学识去利用他的魄力，两者同样不行。

    李惠堂认为，足球能联络感情，消除隔膜，能引导良好道德和奋斗精神。足球能使人注重合作，养成互助美德，为将来立世准备。在一次演讲中，李惠堂把足球比喻成食物和空气，视为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适合年轻人的成长。

    (《北京青年报》10.10 孔勇 务实)